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弓区之谜 作者：伊斯瑞尔·冉威尔 内容简介 《弓区之谜》里只有一次谋杀，只有一次发生在密室里的谋杀。 一日清晨，租住在达顿普太太家中的康斯坦特先生被杀，死于房间里。屋内门窗紧锁，除了尸体空无一人。死者仰面朝天，喉管被割破。而经过一番搜寻，却不见凶器的踪影。自杀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谁是凶手？凶手又是怎么制造了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密室？这间密闭的屋子是事件唯一的谜团。 于是，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苏格兰场、私人侦探、各个媒体以及好事者纷纷出击，以各个角度、各种方式试图破解密室，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开天辟地的创造 卡尔在“密室讲义”中将法国人卡斯顿·勒鲁的《黄屋之谜》封为“史上第一长篇密室之作”。但卡尔的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认同。因为在很多人看来，这一殊荣毫无疑问应属犹太裔英国作家伊斯瑞尔·冉威尔的《弓区之谜》。 《弓区之谜》创作于一八九一年，比一九七年发表的《黄屋之谜》早了整整十六年！这部洋洋洒洒八万余言的作品就像是一部福音书，在很多创作者还没有“密室”这一概念时，便将这一奇妙而困难的主题当作了作品的核心内容和挑战目标。这是推理小说史上第一篇以“密室”为核心的长篇作品。仅就此论，冉威尔的《弓区之谜》是已无愧“史上第一长篇密室之作”。 “密室”的拐点 在《弓区之谜》发表以前，“密室”就已经出现在了推理小说中。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推理小说鼻祖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和伟大的推理小说作家柯南·道尔的《斑点带子案》。但必须指出，在这两篇小说中，“密室”都是以辅助工具的角色出现，从来没有成为过小说的核心内容和侦探解谜的目标。“密室”在这里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增加悬念、渲染气氛、反衬侦探的机智，是绝对的“配角”。如果说爱伦·坡还借杜宾之口解释了一下制造密室的方法的话，柯南·道尔爵士则完全没有意识到《斑点带子案》中“密室”的存在。 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推理小说处于短篇黄金时代。由于篇幅的限制，“密室”这种复杂的高端题材自然很难有出头之日。与爱伦·坡和柯南·道尔一样，其他创作者在创作推理小说时，即使涉及“密室”，也是将其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 直到一八九一年冉威尔发表《弓区之谜》，这一切完全改变了。 《弓区之谜》不是史上第一部含有“密室”因素的小说，却是史上第一部标准的“密室小说”。整个作品只有一次谋杀，只有一个谜团，只有一间密室。“密室”第一次成为推理小说的核心要素，而且是唯一的要素。 更难能可贵的是，《弓区之谜》是史上第一部长篇“密室小说”。一间密室衍生出的情节和诡计，居然可以化为八万余字的故事，这在当时短篇盛行的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创举。要知道，即使是拥有各种诡计元素的长篇推理小说，也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年以后才逐步兴起的，这比《弓区之谜》整整晚了近三十年！ 《弓区之谜》出现后，“密室”才升华为推理小说的核心要素，才被后来的创作者以长篇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弓区之谜》是“密室”小说的拐点，是“密室”兴旺的火种。 极限的挑战 《弓区之谜》里只有一次谋杀，只有一次发生在密室里的谋杀。 一日清晨，租住在达顿普太太家中的康斯坦特先生死于房间里。门窗紧锁，屋中除了尸体空无一人。死者仰面朝天，喉管被割破。经过一番搜寻，不见凶器的踪影。自杀的可能性被排除，那么，谁是凶手？凶手又是怎么制造了这样一个天衣无缝的密室？这间密闭的屋子是事件唯一的谜团。 于是，为了解开这个谜团，苏格兰场、私人侦探、各个媒体以及好事者纷纷出击，以各个角度、各种方式试图破解密室，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当“密室”第一次成为推理小说的主角时，便制造出这样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诡计。有了《弓区之谜》开路，难怪在以后一百多年的岁月里，“密室”会带给我们一个又一个匪夷所思的谜团。 “心理密室”的雏形 “密室”分为“机械密室”与“心理密室”两大类。毫无疑问，“心理密室”的创作难度要远远高于“机械密室”。因为相对于“真刀真枪”、“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机械密室”，“心理密室”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误导或是心理错觉的过程。在现实中“密室”根本没有出现过，只是出现在读者的心里。所以，炮制“心理密室”有着极大的风险，稍有偏差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被挑剔的读者一顿痛骂。 《弓区之谜》是“心理密室”的鼻祖。在读过《弓区之谜》后，我们会由衷感叹：“如果《弓区之谜》是史上第二部‘心理密室’小说，那么它只能打六十分；但是，它是史上第一部，所以该打一百分。” 不可否认，后来的《黄屋之谜》同样是个“心理密室”，而且是个比《弓区之谜》精妙、复杂的“心理密室”。但事实是，《弓区之谜》启发了《黄屋之谜》，是所有“心理密室”的雏形。 先于卡尔的“密室讲义” 一九三五年，“密室之王”约翰·狄克森·卡尔在《三口棺材》中发表了密室讲义。毫无疑问，卡尔的“密室讲义”是推理小说历史上重要的密室论文，但不得不说的是，最早的“密室讲义”并非出自卡尔之手，而是出现在冉威尔的《弓区之谜》里。细算起来，冉威尔的“密室讲义”要比卡尔整整早上四十四年。 在《弓区之谜》的第四章，作者借各类媒介和业余侦探之口，列举了很多密室形成的可能性。这些观点既是针对弓区谜案的解释，又是可以适用于所有密室“普遍真理”，拥有很强的理论深度，是史上第一篇关于密室的理论性文章。 冉威尔就像一位先知的神，当别人尚处于蒙昧的黑暗中，就已经如灯塔一般为后世指明了道路。 古典风格极致 《弓区之谜》创作于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因此，行文带有明显的古典本格推理小说的特点。所谓“古典风格”，笔者以为就是英帝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和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迷茫相结合的产物。 具体而言，古典本格派推理小说文笔洗练、朴实、流畅，情节紧凑毫不拖沓，条理清晰、线索交代清楚，从不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繁荣、稳定、物质丰盛、精神自由的产物。 而翻开古典本格小说，又随处可见侦探的高傲与嚣张，助手的愚蠢与幼稚，警察的软弱与无能，民众的愚昧与流言，政府的专横与可笑，媒体的欺骗与中伤……这些很明显是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处于后维多利亚时代，面对世界局势的变化，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价值观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迷茫、无助、急躁和心虚。 《弓区之谜》从头至尾充满了古典本格推理的文风。它成功地展示了所有线索，体现了公平；它成功地刻画出了当时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人物或虚伪，或狡诈，或自大，或愚笨的形象；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了工人运动和议会选举，这是对当时政府、政局的关注和不满；而频频出现的《大千世界》、《纽波克先驱报》更是对当时媒体最辛辣的讽刺。 正是《弓区之谜》的出现，让“密室”由坎坷走上了坦途。“密室”有今日之辉煌成就，伊斯瑞尔·冉威尔的《弓区之谜》功不可没！ 褚盟 一 这本是伦敦十二月初的一个平凡无奇的清晨，不过因为发生了后面那件事，这个清晨必定会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这天，整个伦敦像往常一样笼罩在冬日寒冷的迷雾中，大雾主要弥漫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到了郊区，则消散了不少。在这种天气，坐火车进城上班的人们很可能认为自己是从黎明走向了黑夜。这天的雾气与往常相比显得更为单调，从弓区直到汉默史密斯拖出了一条隐约的雾带，这条雾带里充斥着肮脏的水蒸气，给人留下一种穷鬼悲惨死去后阴魂久久不散的感觉。如果温度计和气压计这类东西有灵魂的话，它们现在的兴致也不会太高。冷风吹到行人的身上，像利刃一样直刺骨髓。 住在弓区格罗弗街十一号的达普顿太太是伦敦少数几个对大雾安之若素的人之一。她和往常一样早早起床忙起了自己的活计。她是城里第一批发现大雾来临的居民，当她卷起卧室的窗帘，观察窗外冬日清晨的天气时，就在黑暗中看见了一缕一缕的雾气。她清楚这雾会延续一整天，她更清楚这个季度的煤气费一定会创出新高，这是因为她同意她的新房客亚瑟·康斯坦特先生每周固定支付一先令的煤气费，而不是像以往的房客那样按房间所占整个楼房的比例支付费用。气象学家总是在说哪一天最有可能下雪，基本不会起雾之类的事。但达普顿太太对那套说辞早就失去了信心，除非他们可以帮她解决煤气账单的问题。窗外到处都是雾，达普顿太太当然也没有预料到会起这么大的雾。实际上她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什么信心，她的生活非常艰苦，好像一个在大海里游泳的人那样苦苦地向着地平线的方向划行，却总也望不到头。在她的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都像她预见的那样无可救药，因此任何时候她的心情都不会变得稍好一点。 达普顿太太是个寡妇。寡妇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化使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否则你很可能会误以为达普顿太太天生就是一个寡妇。她长得又高又瘦，长脸，肤色苍白，面相阴冷，发型也一成不变的刻板无趣，这些外貌特征总是让人把她和度日艰难的寡妇联系在一起。只有上流社会的那些女人才能在丈夫去世以后依旧保持着魅力。已经过世的达普顿先生在世的时候，一次拇指根被一颗生锈的铁钉剐了一下，达普顿太太当时就预见到自己的丈夫很可能会死于破伤风。虽然她预见到了结果，而且夜以继日地陪伴着丈夫，但仍然没能把他从死亡的阴影中解救出来。之前当凯蒂死于白喉，小约翰尼死于猩红热的时候，她曾经徒劳地和死神奋战过两次，但哪一次都没能帮他们逃过死神的魔掌。也许是因为穷人普遍劳动过量，才使得死亡的阴影时时刻刻都笼罩在他们的身上吧。 达普顿太太非常老到地点燃了厨房里的炉子，如果不能掌握好木炭燃烧的火候，拨火棍很有可能会在一片浓烟中化为灰烬。达普顿太太像平时一样成功地烧起了炉子，从跪垫上站了起来，就好像一个印度神庙里的女祭司结束了晨祷一样。突然她被什么事情惊呆了，险些失去了平衡。她发现壁橱架上钟的指针正指向六点四十五分，平日里达普顿太太点好炉子都在六点十五分左右，钟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快了？ 达普顿太太马上联想到了隔壁修钟表的斯诺皮特家，这钟刚刚送到他家修了几周。也许他只是把钟放在家里，在送回来之前才草草地修了一下，他甚至有可能偷偷地在钟上做些手脚，以此来使自己的生意“更为兴隆”。圣顿斯坦教堂宣告三刻时分的三声钟响立即击碎了达普顿太太这种恶毒的想法。达普顿太太突然觉得非常恐慌，她最引以为傲的直觉竟然失灵了。她终于明白自己的头为什么会这么晕了，因为她今天睡过头了，比平时更容易犯困。 在懊恼和困惑的同时，达普顿太太赶忙把水壶放到噼啪作响的炭块上。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睡过头，是因为昨晚康斯坦特先生关照过她今天要提前三刻钟起床，七点就要吃早饭，以便和不满的列车工人们开个早会。她马上拿着蜡烛跑向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在楼上，二楼有两个相邻但互相独立的房间，全都被他租下来了。达普顿太太拼命地敲着平时被康斯坦特先生用作卧室的那个房间的门，她大声呼喊道，“先生，已经七点了，你快迟到了，快起来吧！”可达普顿太太并没有听见平日里先生那声睡意蒙的“马上起来”。不过，因为今天达普顿太太改变了一贯的呼叫方式，她也并没有指望康斯坦特先生能马上予以回应。达普顿太太下了楼，她有点害怕炉子上烧着的水在康斯坦特先生穿好衣服之前还开不了，除此之外好像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达普顿太太如此笃定的原因，在于她知道康斯坦特先生不会对她的呼唤充耳不闻。康斯坦特先生通常都睡不深，可能现在康斯坦特先生的耳边已经回荡起火车工会领导人召唤他去开会的催命铃声了吧。为什么像阿瑟·康斯坦特这样一位绅士，这样一位干净整齐的体面人，要和那些火车工人混在一起开会？原本他最多只会在车上和司机打个招呼而已吧。对于这个问题，达普顿太太总是想不太明白。也许这个人非常想在议会中做弓区的代表吧，如果那样的话，去租一个丈夫还活着而且有投票权的女房东的房子岂不更好些？弓区的工人也不会像他那样每天擦靴子（虽然他擦得并不是很亮），他和弓区工人根本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弓区工人不会像他那样浪费水，不管是饮用水、洗脸水还是洗衣服的水，工人们都会很珍惜。工人们更吃不上达普顿太太给康斯坦特先生做的那些按王室式样特制的食物。她不忍心看康斯坦特先生吃着不适合自己身份的食物。达普顿太太给他送过去的餐点他张嘴便吃，不会故意先把眼睛闭上感受食物的美味，而是自始至终都睁大双眼。圣人一般都难以看到自己头上的光环。在现实生活中，头顶上的光环总会和雾气混淆在一起。 等到那壶麻烦的水开了以后，达普顿太太不会给康斯坦特先生泡她和莫特莱克先生平时喝的那种黑绿茶叶混合而成的粗茶。面前放着的早餐，让达普顿太太想起了可怜的莫特莱克先生，他一点东西都没吃，就在凌晨四点消失在冬夜的一片浓雾中，不知到达文波特区的哪个船厂去了。达普顿太太希望他这次不会白跑一趟，能拿到应得的那些奖金。达普顿太太同时希望他能向工人们证明，那些差旅费他都用到了正当的地方，而不像敌对的工人领袖宣称的那样被他贪污了。她不羡慕莫特莱克先生丰厚的收入，也不相信他把康斯坦特先生介绍到她这儿来住，会像他的那些对手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莫特莱克先生这样做只是想为她介绍点生意罢了。汤姆·莫特莱克是苦工们的首领，这一点并没有让达普顿太太感到困扰。莫特莱克先生原本是个排字工人，现在他当工人领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肯定比排字工人要高出不少。他领导了数百次罢工，铺天盖地的海报上都是他的名字，这显然要比成天去印别人的名字好很多。当然，工人领袖也不是什么轻松的工作，达普顿太太一点也不嫉妒汤姆的这份工作。 在走向厨房的路上，达普顿太太不经意地推了一下莫特莱克先生的房门，但没听到任何回音。临街的那扇门和走廊之间并没有多少距离，从那儿探头一望就可以知道，莫特莱克先生确实已经出去了。达普顿太太望见门上的栓条和锁链都松开了，只有碰锁还关着，她略微感觉有点担心，尽管她从来没有像别的家庭主妇那样受到过罪犯的威胁。著名的退休侦探格罗德曼就住在街对面不远的地方。虽然并没有住在房子的正对面，但他的存在却让达普顿太太的心里有了一种奇妙的安全感，就像躲在教堂里的基督徒心里从没有任何阴影一样。在她看来，任何心存歹意的人都会慑于格罗德曼的威名，因此这方圆一英里之内根本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案件。虽然格罗德曼已经退休了（可嗅觉依然非常灵敏），目前每天不过是在家里打打盹儿，但没有哪个罪犯愿意去打扰他的美梦。 因此达普顿太太并没感觉到什么危险，当她注意到莫特莱克先生已经细心地把大锁上连着的铁圈又归回了原位后，更是完全安下了心。她不禁又一次为正在前往达文波特码头区乏味旅程中的莫特莱克先生担忧起来，这当然不是因为汤姆在屋子里跟她提起过这次他要去干什么事，而是因为他的女朋友杰茜·戴蒙德曾经告诉过达普顿太太，她的姑妈就住在达文波特，那里有许多船坞。达普顿太太不用别人提醒就能猜到，莫特莱克先生此行的目的是想让那的船厂工人仿效伦敦工人闹罢工。她走回厨房继续为康斯坦特先生准备着精制的茶点，心里却在嘀咕现在的人们为什么越来越不安分了。但当她把茶、吐司和鸡蛋送到起居室的时候（起居室紧挨着卧室，但其间并不相通），康斯坦特先生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餐桌旁。她点燃煤油灯，铺好台布，然后回到过道上用手掌猛拍起卧室的房门来，里面依旧是一片宁静。她叫着康斯坦特先生的名字，告诉他已经过了七点，但除了自己发出的声音以外，她什么别的声音都没听到。喊了几声以后，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狂呼在楼道的阴影中听来分外诡异。达普顿太太停止了喊叫，轻声安慰自己道：“可怜的先生肯定是牙疼了一整夜，就让他多睡一会儿吧，为了列车工人的那点事让他早起未免太残忍了，到了平常起床的时间再叫他也不迟。”她神色黯然地把茶壶带下了楼，心里想着这下那个煎得很嫩的鸡蛋（这让她联想到了爱情）准保要凉掉了。 七点半到了，她上楼又敲了敲卧室的门，但康斯坦特先生依然没有醒来。 八点钟的时候，邮递员送来了一大堆寄给康斯坦特先生的信件。没过多久又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封电报。达普顿太太使劲地敲着卧室的房门，大声叫喊康斯坦特先生的名字。达普顿太太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好像有一条冰冷、黏滑的蛇正缠绕在她的心头。她再一次走下楼去，打开了莫特莱克先生的房门，漫无目的地走了进去。床上整齐的床单表明，昨夜床的主人只是和衣在床上躺了一小会儿，像是害怕会错过凌晨的早班列车。达普顿太太并没有指望能在房里找到莫特莱克先生，但她突然意识到，整幢房子里只有她和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两人，她的心仿佛被那条湿冷的蛇缠得更紧了。 达普顿太太打开了临街的大门，不安地左顾右盼着。已经八点半了，街面还是笼罩在一团浓雾中，感觉十分阴冷。路两边的街灯在大雾中朦朦胧胧地闪烁着，好似精疲力尽的行人在眨巴着眼睛。达普顿太太在街道上并没有看到任何人，但她发现其他人家的烟囱里都冒出了烟，在半空中和雾气混杂到了一起。街斜对面侦探家的窗帘还没有拉开，百叶窗的叶片也都还闭合着，不过这平常而又单调的街景还是让她镇定了下来。刺骨的寒风让达普顿太太微微有些咳嗽，她关上大门，回厨房重新为康斯坦特先生准备茶点。没什么可担心的，他只是睡过了头而已。虽然达普顿太太心里这样安慰着自己，但手上的茶壶却在不住地颤抖着。回到康斯坦特先生卧室门口准备再次叫门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手中已然空无一物，她不知道是在途中掉下了，还是无意中把茶壶放在了哪里。她近乎疯狂地摇起了门，像是忘了自己的任务只是要把房客叫醒。即便她费了这么大的劲，还险些踢坏了门下的地砖，但康斯坦特先生仍然没有回音。她接着扭起门的把手想把门打开，但门从里面被锁上了。门锁的阻拦让她又冷静了一点，她险些没经过房客的同意便冲进他的房间。然而恐惧马上又吞没了她，她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从早晨起来就和康斯坦特先生的尸体一起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她一下子跌坐在地上，浑身瑟瑟发抖，勉强控制住自己没有叫出声来。接着，她猛地站了起来，头也不回地向楼下冲去。她跑出房子，门都忘了关，一下子就蹿到格罗德曼家的门口，死命地按着门铃。一楼的窗户很快便打开了（这套房子的结构和达普顿太太家完全相同），雾气中出现了侦探那张肉球似的圆脸。他戴着睡帽，满脸困意，显得非常恼怒。虽然格罗德曼皱紧了眉头，但达普顿太太却像看见了救星一样放下心来。 “你他妈的到底有什么事？”格罗德曼咆哮道。他从来没有早起的习惯。不过话说回来，起早了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他才不管别人的闲言碎语，毕竟房子是他自己的，而且这条街上另外好几幢房子也是他的，在弓区做房东的感觉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也许他还在偷偷地为自己过得比朋友们都好而洋洋得意呢！这里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连他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这儿的警察分局找到的，那时他只是在业余时间才能做做侦探的工作，换取一点微薄的酬劳。 格罗德曼到了这个岁数仍然没有结婚，爱神丘比特在天上一定已经为他选好了爱侣，但格罗德曼还没能在人间找到她。对于一个侦探来说，这是个很沉重的打击。他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人，他情愿自己料理一切家务，也不愿去雇什么女仆。考虑到格罗弗街的舆论，每天早晨十点到晚上十点之间他还是雇了一个女佣。同样是出于对舆论的考虑，他雇的女佣在晚上十点到早晨十点之间会到别处休息。 “我想请你到我家去看看，”达普顿太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康斯坦特先生可能出事了。” “你说什么？他不会是今早和工人们一起开会时被警察殴打了吧？” “不，他没有去开什么会，他死了。” “死了？”格罗德曼一下子严肃起来。 “是的，他被人谋杀了。” “什么？”格罗德曼咆哮起来。接着他又连珠炮似的问道：“他是怎么死的？死在哪里？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谁杀了他？” “我不知道，我进不去他的房间。我一直在敲他的房门，可一点回音都没有。” 格罗德曼紧绷的神经立即松了下来。 “你这个蠢女人！就这点事情？这糟糕的天气真让人头疼。他昨天参加了一次游行，还在区里做了三次演讲，另外还去了一趟幼儿园呢。这家伙一定是累坏了，他就是这个德行。”格罗德曼说起话来总是这样干净利落。 “不，”达普顿太太肃穆地说，“他确实死了。” “好，你先回去，不要惊扰着邻居，五六分钟以后我就过来。”格罗德曼并没有把街对面那个厨娘的瞎咋呼当回事。这也许是因为他太了解这个女人了吧。格罗德曼眯起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的火花，他关上了窗户，脸上挂着不屑一顾的笑容。格罗德曼看着那可怜的女人穿过马路，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之后她小心地关上了房门，仿佛这道房门把她和死人关在了一起似的。达普顿太太呆在走道里等待着侦探的到来。过了七分钟（达普顿太太一直在看着钟，所以这个数字非常精确）格罗德曼出现了，他的穿着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头发乱蓬蓬的，胡子也没怎么刮。他还不怎么习惯把胡子弄成一定的形状，退休前他可不留胡子，和其他干警察这行的一样——侦探不是演员，不需要过分渲染自己的个性。达普顿太太在他身后轻轻地关上了门，然后向格罗德曼指了指楼梯，示意他先上去。她的这番举动看上去是出于好意，实则是因为害怕。格罗德曼走上楼梯，眼神里依然带着笑意。一走到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门前，格罗德曼就捶起了门，他大声地呼叫着，“九点了，康斯坦特先生，已经九点了呀！”一阵狂风暴雨之后，格罗德曼停止了动作，但房间里依然没有走动和说话的声音传来，格罗德曼的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他稍等了一会儿，然后又敲门大喊起来。他试着去转动把手，把手却根本就转不起来。他想通过门上的锁眼看看里面的情况，但锁眼被堵住了。接着他又去摇顶上的门板，门依然纹丝不动。格罗德曼站定了，目光略显呆滞，毕竟康斯坦特先生是他所尊敬和喜爱的朋友。 “哎，你再敲响一点啊！”一旁那个面色苍白的女人咕哝道。“你也没法叫醒他吧。” 蒙蒙的雾气跟在他们身后进了屋门，蔓延到楼上，空气里散发着一股潮湿而又阴森的气息。 “门锁了，闩也合上了，”格罗德曼一边嘀咕着，一边又赌气地摇了摇门。 “只有撞开它了，”达普顿太太浑身颤抖地说着。她把双手挡在面前，像是不想去看那可怕的场面。格罗德曼什么话都没有说，他把肩膀抵在门上，开始用力地撞门。他原先是个运动员，现在体力依然保持得很好。门发出吱吱的响声，慢慢开始松动了。门锁边的木头上出现了裂缝，门板向内凹进，最后门闩终于从铁圈中撞了出来。大门向后慢慢倾倒，格罗德曼顺势冲了进去。 “我的天啊！”他大声喊道。女人听到他的呼叫，向后退了两步。眼前的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 没过几个钟头，街上那群没心没肺的卖报少年就开始嚷嚷着“快来买报呀，弓区发生了可怕的自杀案”。街上的通告栏前也聚满了那些没钱买报的人，通告的标题是“慈善家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二 但报上的这些消息并不完全可靠，苏格兰场拒绝对这些三流小报的报道发表评论。警方进行了几次逮捕行动，抓获了一些流浪汉。因此稍后发行的报纸把“自杀”的说法改成了“疑案”。不过从之后传出的消息看来，这些流浪汉大多是因为犯了别的案子被抓的。另外还有一个脸色惶然的家伙前来警局自首，但警察根本没有把他的供词当回事，而是让朋友和家人把他接了回去，这年头想在纽盖特监狱找张铺位的人真是太多了。 当大多数人还没有想明白这样一个年轻而尊贵的生命的逝去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公众的注意力又被一条更具震撼力的消息吸引了。当天晚些时候，汤姆·莫特莱克因被怀疑与他的合租人之死有关而在利物浦被捕了。汤姆·莫特莱克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这消息立刻在这一带传开了。莫特莱克在演讲方面天赋异禀，他擅长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激情澎湃的演说，这样的人竟会和血腥的杀人案联系在一起真是太让人惊讶了，况且遇害者并不是普通的蓝领工人，而是一位将毕生精力投身于民权运动并且深受民众爱戴的中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不过民众（除了少数与莫特莱克敌对的工人领袖）马上就长舒了口气，莫特莱克只是被警方传唤去澄清一些事实，而且马上就被释放了。下午莫特莱克自愿接受了利物浦当地一家报纸的采访，他宣称自己被捕完全是因为警察当局对他的仇视和憎恨。他到利物浦来是为了追查一个令他非常挂念的朋友的下落，当他焦急地在码头上询问开往北美的邮轮是何时离开的时候，码头上的值班警察根据总部的命令把他当作嫌疑犯逮捕了。“这帮警察啊，”汤姆感叹道，“他们一定非常熟悉我的长相，这也难怪，毕竟商店里贴满了讽刺我的政治漫画。当我向他们说明自己是谁的时候，他们还彬彬有礼地让我跟着他们走，我想他们一定是在等着看我的笑话吧。因为同住的原因，我也许会和我那可怜朋友的惨死扯上点关系，我承认他们把我列为嫌犯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样对这件事的发生感到悲伤。对于警察来说，他们只要知道我是从‘犯罪现场’过来的就足够了。而事实上我正巧住在那幢房子里，这么一来，他们更不会给我辩驳的机会了。”说到这里，他神经质地笑了起来。“这些警察的脑袋瓜太僵化了，他们的座右铭是，‘先把人捉住，然后再找证据。’如果你恰巧在案发现场，那你自然是犯了罪；如果你在别的什么地方，你也同样脱不了干系，因为你一定是畏罪潜逃了。哦，我可是看透了他们的这套把戏。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把我扔进监狱的方法，这种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不过万幸的是，这次我记住了早上五点以前把我带到尤斯顿路的那辆出租马车的车牌号码。” “如果他们把你扔进监狱，”记者讨好地开起了玩笑，“不出一周时间，我看囚犯们也要跟着你开始闹罢工了。” “也许会发生这种事情吧，不过监狱可不愁没人住，现在的工贼真是太多了。”莫特莱克幽默地回应道，“这样说来，挑动囚犯闹罢工可不一定是个好主意。不好意思我得走了，我一直挂念着我的那个朋友，恐怕他已经离开了英国，我必须再去码头打听打听。现在可怜的康斯坦特又死了——可怕，真是太可怕了！我还要去伦敦参加聆讯，我真得走了。再见了，先生们。请告诉你们的读者，警察逮捕我完全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怨恨。” “莫特莱克先生，请允许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听说你原打算在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之间在圣詹姆斯教堂主持一个抗击德军入侵的群众大会，是不是这样？” “哎！确实有你说的那样一个集会！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呢！不过那些该死的警察在一点之前就把我抓走了。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正要发封电报，当我从他们那里知道康斯坦特的死讯后，我一下子就懵了，集会什么的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了。真是一团糟，老天啊，为什么不顺心的事都碰在一起了呀！算了，不发牢骚了。再见吧，伙计们！别忘了把报纸寄给我一份啊！” 警察在伦敦对莫特莱克进行了庭审，但他们在莫特莱克口中并没有问到什么新东西，关于谜案的所有线索早就在街巷间传开了。凌晨送莫特莱克到尤斯顿路的马车夫给各大报纸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警方的愤怒。信中写道，莫特莱克先生刚过四点三十分就在弓区火车站上了他的马车，警察对莫特莱克先生的逮捕是对民主明目张胆的践踏。他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为此写一份誓言书，但苏格兰场像是对誓言书并没有什么兴趣，因此这个工号为二一三八的马车夫迅速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法庭上的莫特莱克面色苍白，浓密的黑发梳得整整齐齐——他用低沉而又悲切的声音向法庭陈述着证词。他在供诉中说，他认识死者已经有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他们经常在一起进行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后来死者托他找一套装修好的公寓，他们这才住到了一起。康斯坦特想通过把家从牛津区贝斯纳尔格林的高档公寓搬到弓区的这一行为，表达自己和工人兄弟们同甘共苦的决心。格罗弗街离工人经常集会的人民公园距离非常近，所以这套房子非常符合死者的要求。他非常尊敬和崇拜死者，因为死者用自己的真诚赢得了所有人的心。死者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斗士，从不在困难面前畏缩，永远对斗争保持着旺盛的精力，随时准备着把自己的生命和财富投入到为广大劳工谋福利的事业中去。他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在事件发生前一天晚上九点，当时他刚从最后一班邮差手中接到一封来自一位朋友的信件，信里的内容让他颇为不安，于是上楼去找死者商量信中的事情。他最后一次看到死者时，死者显然正在被牙疼困扰着，但并没有对他抱怨什么，而且对他带去的消息同样也感到非常棘手，他们俩为此还热火朝天地讨论了半天呢！ 陪审员：信中提到的事情和死者有什么关系吗？ 莫特莱克：康斯坦特和那封信没有什么关联，他只不过是恰好认识我的那位朋友。如果认识的人有了麻烦，他一定会为此而担心的。 验尸官：你能向陪审团出示一下这封信吗？ 莫特莱克：我不知把信放到哪里去了，这几天一直没能找到它。先生，如果您认为那封信与案件有关的话，我可以向陪审团说明信中提到的麻烦到底指的是怎么一回事。 验尸官：昨天晚上他牙疼得厉害吗？ 莫特莱克：这我倒说不大清楚。我想不会太厉害吧。不过他说前一夜因为牙疼的缘故几乎没睡着。 验尸官：你和他是在什么时候分开的？ 莫特莱克：十点差二十分。 验尸官：分开后你又做了些什么事？ 莫特莱克：我马上就出去了，然后在附近做了些寻访。我大约是在一个小时以后回来的，我告诉房东第二天我要赶早班火车到乡下去。 验尸官：这是你最后一次看见死者吗？ 莫特莱克（充满悲情地）：是的。 验尸官：当你们俩分开的时候，他看上去怎么样？ 莫特莱克：他那时一直在为我所遇到的麻烦感到担忧。 验尸官：他有什么与往常不同的表现吗？ 莫特莱克：好像没有什么。 验尸官：你是在星期二早上什么时候离开公寓的？ 莫特莱克：大概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 验尸官：你确定自己关好门了？ 莫特莱克：对于这一点我非常确定。我知道达普顿太太是个非常胆小的人，因此离开时甚至把挂锁也给搭上了。我想外面的人即使有门钥匙，也不大可能进得了那栋房子。 达普顿太太的证词（当然是在莫特莱克先生之前做的）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在她的证词中还夹杂了很多家庭妇女特有的唠叨，因此对她的询问持续了比莫特莱克先生更长的时间。她不仅向陪审团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的确患上了牙疼，还添油加醋地说正是因为死者一直没有好好地去看病，所以才会持续疼了一个星期。她对死者最后几个小时活动的描述和莫特莱克先生陈述的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她表示自己有点怀疑死者和莫特莱克先生曾为了邮差九点送来的那封信发生过争吵。莫特莱克出门后，死者紧接着也出了门。但死者回来得比莫特莱克先生要早一点，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回来的时候达普顿太太正在厨房干活，因此事实上她并没有看见死者进门，只是听见了关门声以及之后他轻轻登上楼梯的脚步声。 陪审员之一：你怎么知道进来的不是别人呢？（他提问时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动声色。） 达普顿太太：他上楼时在楼梯口招呼了我一声，他用软绵绵的声音叮嘱我，“达普顿太太，别忘了六点三刻叫醒我，不然我就要误了和铁路工人的会议了。”（证人的表演让陪审员觉得又好气又好笑。） 验尸官：你叫醒他了吗？ 达普顿太太（打断了验尸官的问话）：哦，我的老天，你怎么会这样问？ 验尸官：太太，不要这么冲动。我是想问你有没有试着去叫醒他？ 达普顿太太：我当房东已经当了十七年了，总是想方设法让房客们满意，其中当然也包括莫特莱克先生，不然他也不会把康斯坦特先生介绍到这儿来住。老天保佑他—— 验尸官：好了，好了，我完全明白了。你确实尝试过叫醒他吗？ 这时达普顿太太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没能好好回答验尸官问的这个问题。她只是反复地解释着虽然她那天确实睡过了头，虽然以前这种事也发生过，但她还是按康斯坦特先生的要求在六点四十五分上楼去叫了他。接着她就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悲惨的故事——一个即使由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讲来也不会觉得庸俗的故事。她添油加醋地在叙述里添加了许多细节，比如说当格罗德曼闯进卧室的时候，她那不幸的房客是如何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以及喉咙血红的伤口是什么形状。比如说她那强势的伙伴是如何将一块手帕盖在尸体那张扭曲的脸上，以此来平稳她的情绪。又比如说他们是如何徒劳地在床的上下寻找凶器。她进一步解释了退休侦探是如何耐心而又迅速地做了一份房内的物品清单，在刑警和围观者到来之前，记录下了屋内物品的确切位置以及尸体的状态。她还强调了是自己提醒侦探注意两扇为了抵御夜晚的寒风而紧锁着的窗户的。她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模仿出当侦探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那种惊愕而又沮丧的表情。接着侦探打开了窗，在雾中勉强从街上认出了一个名叫丹齐尔·坎特科特的小伙子。他招呼小伙子到最近的警署去找一个巡警和一个法医来。在等待后援到来的那一段时间，格罗德曼一直在沉思着，他不时会记下几条自己刚刚想到的东西。他还时不时会问上两句关于那个可怜的、心软的家伙的事情。既然说到了心软，她又向法庭陈述了一大通她的那些邻居是如何写信向死者乞讨财物的情况。天知道，那些人的条件不知要比她好多少呢！她赚的每一个便士都是靠自己的勤劳换来的。在代表死者阿瑟·康斯坦特家旁听审讯的泰伯特先生的追问下，达普顿太太承认死者生活得和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古怪的行为。他非常乐观，说出的话也总会让听者觉得舒心——愿上帝拯救他的灵魂吧。不；他从来不刮胡子，他要留下上天赋予他的所有毛发。 陪审员之一：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死者睡前有锁门的习惯。不过她并不能保证这一点。（一阵大笑声。）门关上自然就不必上闩了，门闩处于门的顶部，需要向上推才能合拢。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在座的人，当她第一次招租房客的时候，房间并没有装门锁，就只有那么一道闩。但住进来的那个疑心病很重的房客（她不愿称其为绅士）一直在抱怨着晚上关不紧门，她只好贴钱在门上装了把锁。可那个牢骚满腹的房客还是没付房租就走掉了。（又是一阵笑声。）她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验尸官：死者平时显得神经质吗？ 证人：不，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笑声。） 验尸官：我想问的是他会不会担心遭人抢劫？ 证人：不，他总是喜欢在游行中抛头露面。（笑声。）我告诉他要小心点，还现身说法地跟他说过有一次我在狂欢节上丢失了一个放着几英镑的皮夹的事情呢！ 达普顿太太说完便瘫坐在座位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验尸官：先生们，我们马上就会有机会去看看那个房间了。 接着，发现尸体的经过被格罗德曼先生更为科学严谨地叙述了一遍。他出现在犯罪现场，在旁人看来就好像退居幕后的歌剧演员重回舞台一样。格罗德曼的著作《我所抓获的罪犯》仅仅仰仗着他的个人魅力就已经重印了二十三或是二十四次。格罗德曼对众人说他发现尸体的时候尸身尚有余温，因此他推测康斯坦特死了没多久。被他撞开的那道门的锁和闩都紧闭着。他证实了达普顿太太关于窗户的说法。另外他还提到烟囱非常窄；伤口看上去像被剃刀割开的一样，以及他在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凶器。他一个月以前才和死者相识。在他的印象中，死者是个热情、单纯且总爱和别人称兄道弟的好青年。（当退休侦探提到死者时，声音因情绪激动而有些颤抖。）他认为死者是世界上最不可能自杀的人。 下一个被传讯的是丹齐尔·坎特科特。他是个诗人。（笑声。）当格罗德曼从格罗弗街十一号二楼的窗口招呼他到警察局找人的时候，他正准备到格罗德曼家告诉他，因为他的手患上了肌腱炎，所以近期不能再为格罗德曼写东西了。没有，他并没有跑着去警察局，因为他是一个思想家。（笑声。）他带警察回到了格罗弗街，但没有上楼，他没有胆量去看那可怖的一幕。（笑声。）那天清晨的浓雾已经够他受的了。（笑声。） 巡警霍莱特说，十二月四日，星期二早晨大约九点四十五分，他和罗尼米德上尉、罗宾逊医生接到报案后一同赶往了格罗弗街十一号，他们在那里看见了一具年轻男人的尸首。尸体平放在床上，喉咙被割断了。卧室的门是被人撞开的，锁和门闩先前明显是被紧锁住了。房间里非常整洁，地板上也没有血迹，梳妆台上的一本大书旁边放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皮夹。床边放着一个盛着冷水的小水盆，床边有一排悬吊式书架。门边墙上有一个大衣柜。烟囱非常狭窄。房间里有两扇窗户，我们进去的时候其中一扇窗还是锁着的。他估计窗户离外面的人行道大约有十八英尺高。没有人能爬上来，房内的人也不可能从这个房间出去，然后再把门和窗锁上。他还搜索了室内所有可能藏人的角落，可是一无所获。他费了好大的劲也没能找到凶器。椅子上死者的衣袋里甚至连一把小刀都找不到。最后他还把整幢房屋、天井和附近的马路都搜查了一遍。 罗尼米德上尉的陈述和霍莱特的大同小异，只不过在开场白中重申了他是和霍莱特巡警以及罗宾逊医生一起去的。 分局的法医罗宾逊说：死者喉咙被割开了，躺在床上。我到的时候尚有体温，腹部还非常温暖。剃刀造成的割伤在下巴、颈部和上肢共有三处。他身上的肌肉在被敲击时弹性已经变差。我认为当时他已经死了两到三个小时。我想时间不会更长了，只可能比我预计得再短一些。床单有可能使身上的体温保持得更长一些。最深的那个伤口有五到六英尺长，从左至右横穿喉咙直到左耳下方。气管的上半部分和颈部的血管都被切断了。颈动脉周围的肌肉完全被割开。在左手的拇指上还有一个微小的伤口，像是脖子上那道致命创口的延伸一样。死者的双手垂在头部下方。我在死者的右手上并没有发现血迹，因此伤口不大可能是死者自己造成的。凶犯一定是用了剃刀那类的利器。我猜测凶犯可能是个左撇子，死亡过程毫无疑问是非常迅速的，我在房屋内和尸身上都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我看见在梳妆台上布拉瓦茨基夫人那本关于通神学的巨著边放了一个钱包。后来，罗尼米德上尉提醒我锁和闩是从里面扣上的。 陪审员之一：我没有说伤口是被惯用右手的人弄出来的。我无法明确地说出凶器是怎样弄出这样的伤口的。自残就更没有可能了。雾倒是一点也没有侵入这个房间。 威廉姆斯警长说他在十二月四日的清晨当班，格罗弗街恰好属于他的辖区。他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那天的雾还算不上最浓的，只是让人觉得嗓子有些难受。他大约在四点半左右巡逻到格罗弗街，但并没有看见莫特莱克先生或是别的什么人离开那幢房子。 法官建议休庭，验尸官和陪审员们一起前往格罗弗街十一号检查房屋以及死者的卧室。晚报的头条上写着“弓区的迷局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三 在重开聆讯之前，那些曾被怀疑与案件有关的嫌疑人，都被证实是无辜的而释放了。对于地方法官来说，这些人犯的事连立案都很难。警方收集到的所有证据，就像这个季节在树上收获的黑莓一样稀少。遍布街区的线人给警方带来了一些内部消息，但其中没有一条是有用的。对于这桩案子，警方甚至都无法编造出一条线索来。 阿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经成为每个家庭、每节火车车厢和各个小酒馆里热议的话题。去世的理想主义者在社会上的关系太复杂了。在伦敦，无论是东区还是西区，无论是民主联盟还是宗教团体，无论是廉价客店还是学生宿舍，闻听此事的人们立即群情激愤起来，整个城市都在为失去了这样一个不计名利的人而惋惜。这是一桩令人多么难以捉摸的凶案啊！ 在调查的总结阶段，也没有搜集到什么能使案情有突破性进展的证据。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证人往验尸官的证物桌上添加什么东西了。这个阶段前来作证的只有死者的亲戚和朋友，他们向陪审团叙述的只是些死者生前的琐事。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也许这是他们的福气。他的亲戚平时很少能见到他，他们对死者的了解和外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在死者的故乡，没有人能预想到他会离开舒适的家，迁居到生活艰苦的工人区。在死者的朋友中，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不过他的朋友相互之间未必会成为朋友。正因如此，他的那些朋友各自关于死者的描述才更能让听者动容。这是一个从不树敌，从不失去任何一个朋友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心地善良，时时刻刻都在为别人着想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每年不是只过一次圣诞，而是天天充满着圣诞奉献精神的男人的故事；这是一个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献给人类，像从不抱怨葡萄酸的葡萄园园丁一样任劳任怨的男人的故事。他乐观而又坚强，从未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失望，总能忘却小我，意志坚定地继续斗争下去。当然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痛苦，这一点让他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者。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理查德·埃尔顿，现在是米德兰郡萨默顿的一个牧师，交给验尸官一封死者在悲剧发生前十天写给他的信件。验尸官大声朗读起信中的一些段落：“你知道关于叔本华的事吗？我是指那些对他误解之外的事？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他的著作。他是个絮叨但并不讨人厌的悲观主义者。他那篇《论人世的痛苦》非常耐读。首先他把基督教和悲观主义的同化（文中称之为‘自杀’）当作一种悖论，这种惊世骇俗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但这的确十分有道理。在芸芸众生之间确实充满了痛苦和苦难，人类是一种堕落的动物，一切都充满了罪恶。啊，我的朋友，自从我来到这个到处是苦难和罪行的世界后，我已经消除了很多幻想。个人的生命——百万人的生命——在败坏、恶俗以及对文明的亵渎面前又算是什么呢？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魔王府邸里一丝微弱的烛光。利己主义持续的时间太久，而生命又太短暂了。更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满足了。穷人甘于贫困，而富裕的人也不愿意去发展文化。那种为孩子的一便士学费而苦恼的女人们，只要能得到我们一点点的施舍就感到非常满足了。 “工厂里的工人们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进的工人嫉妒他们的领袖，领袖之间则相互猜忌。叔本华在年轻的时候肯定也组织过工会，不然他不会把做一个哲学家称为自杀。他声称自己和佛祖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把佛经中的‘金刚乘’分离出来作为他‘意志与表象’哲学的一部分。布拉瓦茨基夫人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女人啊！我不敢妄称自己一直追随着她，因为她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而我却还没有形成什么成熟的思想。需不需要送你一本她的书？那些书真是太棒了……在它们的指引下我已经成了一个讲话流利的演说家了，演讲之道很容易被掌握。我现在觉得最可怕的是，演讲者总是在说一些会迎来欢呼的话语，而不把生活中的现实告诉他的听众。露茜目前还在意大利开画廊，当我看到工厂里那些胸部扁平的女工时，我总会为我们曾拥有的幸福时光而感伤。不过，现在我却认为工厂女工应该获得与她一样的幸福。” 证人向陪审团解释道，信中提到的露茜全名叫露茜·布伦特，是死者的未婚妻。可怜的姑娘已经收到电报，现在正在往回赶呢。证人声称这封信中所表露的沮丧情绪并不常见，他的大部分信件的内容是轻松、明快而又充满希望的。即使是在这封信的末尾，也还是提到了对于年底圣诞假期所做出的各种有趣的计划。别忘了死者还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呢。 验尸官：在生活中有没有什么麻烦会引起他短暂的情绪低落？ 证人：这我可不知道。我想至少他的经济情况应该没有问题。 验尸官：他和布伦特小姐吵过架吗？ 证人：我能负责任地说，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意见分歧。 验尸官：他是不是个左撇子？ 证人：当然不是，他也不是那种两只手都同样灵活的人。 陪审员之一：叔本华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协会”负责发行著作的异教徒作家之一？ 证人：我不知道他的书是谁印的。 陪审员之一（一个矮小而粗犷的苏格兰杂货商，名叫山迪·桑德森，他是弓区保守党协会的执事）：先生，别跟我们支支吾吾的，你说的那个叔本华是不是在科学讲堂发表演说的无神论者？ 证人：不，他是个外国作家（桑德森先生听到这一点感到非常庆幸），他认为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陪审员：你对你朋友这样一个教徒阅读这类大逆不道的作品是不是特别惊讶？ 证人：死者什么书都读。叔本华写了许多哲学著作，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也许你应该找本他的书来读一读。（笑声） 陪审员：那种书我碰都不会碰一下。那种东西全都该烧掉。还有那个布拉瓦茨基夫人的书——那叫什么？那也叫哲……学吗？ 证人：不，她的著作是关于通神学方面的。 列车工人协会的秘书阿兰·史密斯说，死者在遇害前一天曾经跟他有过一次面谈，满怀激情地谈到了对运动前景的看法，另外还开了一张十几尼的支票送给列车工会。死者许诺自己会在第二天早晨的会议上发言。 苏格兰场刑侦队的爱德华·温普先生说，自己并没有在所有收集到的信件和报纸上获得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这些东西稍后都会交还给死者的家属。刑侦队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谜题的途径。 验尸官最后对目前所收集的证据做了个总结。“先生们，”他说，“虽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证据非常少，但我们还是要侦破这件扑朔迷离的案件。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十二月四日周二的早晨，在格罗弗街十一号进行租房业务的达普顿太太费尽全力也无法叫醒租住了整个二楼的房客。达普顿太太感觉情况不妙，立即把住在街对面的乔治·格罗德曼先生找了过来。想必大家都了解格罗德曼先生的威名，此案中他那清晰而又严谨的证词对我们帮助很大。格罗德曼先生撞开了门，他们发现死者躺在床上，喉咙被割破了。据格罗德曼先生判断，死者没死多久。他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凶器，没有找到行凶的人，而且那间密闭的房间当天也不可能有人进出。医学调查显示伤口不可能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但先生们，这事只能有两种解释。伤口要么是别人弄出来的，要么是死者本人造成的。接下来我将分别对这两种可能进行阐述。首先，死者是不是自杀的呢？证词上说死者双手垂放在脑后躺在床上，伤口从右至左横贯喉咙，最后终结在左手拇指的一处刀口上。如果伤口是死者本人弄出来的，那他一定是用右手做的，同时左手还必须一直处在头部的下方。这种姿势既不自然，而且特别奇怪。更重要的是，如果死者是用右手割的，他应该是从左向右移动。照常理不太可能别扭地使用右手，除非他有意想引起别人的困惑。如果继续推想下去的话，死者去世的时候右手应该处于头部下方，因为据罗宾逊医生判断死者几乎是在瞬间毙命的。如果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话，死者不可能有时间摆出那样的姿势。伤口也有可能是死者用左手造成的，不过别忘了死者惯用右手。另外，我们在房间里没有找到任何可能造成伤口的凶器，这一点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之前的那些医学调查。警方对可能藏匿剃刀或其他凶器的地方做了彻底的搜查，比如说毯子、床垫、枕头以及窗下的街道上。但当我们设想行凶者有可能会在哪里藏匿武器时，必须考虑到死者是在瞬间内死亡的事实，同时地板上还没有发现一滴血。最后，凶器很可能是一把剃刀，但死者从来不剃胡子，也从没听人提起过他会有这种东西。在罗列了上述这些事实以后，我想，依据警方和医学方面的证据，我们会马上放弃自杀这种可能性。另外，我们可以暂时试着不管案件的物质层面，而毫无偏见地去审视其精神层面。死者有没有理由轻生呢？他年轻，不缺钱，在社会上很有威望。他待人诚恳，同样也受到许多人的爱戴。人生的美好画卷才刚刚在他面前展开。他没有什么恶习。生活朴素、情操高尚、行为尊贵是他严格遵行的三大守则。如果他有野心的话，很容易就能弄到一个公职。他是一个坚定、坦荡、无私的演说家，总是把眼光投向未来——他总是在想怎样才能让同胞生活得更好。只要有人提出了正当的要求，他总是会把金钱和时间用在对方的身上。如果这样一个人都会想到自杀，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性可言呢？当然，我们在证据中也发现了他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时候他会非常消沉——我们中间又有谁不是这样呢？但他消沉的时刻总会很快过去。不管怎么说，死前的那天他是非常快乐的，不过有点牙疼罢了。既然他没怎么抱怨，就说明牙疼并不是那么严重。当然，那天晚上也有可能牙疼得越发厉害了。我们也不能忽略劳累过度的可能性，也许这导致了他精神高度紧张。他工作勤奋，从不会在七点半以后起床，一天所干的活要比那些所谓的‘工人领袖’多得多。他不仅宣讲知识，书写标语，而且还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这些都有可能加剧他的精神紧张。但另一方面，所有的证人都能证明死者非常期待参加十二月四日与铁路工人的集会，全情投入于这项运动中。难道他会在这样一次集会的前夜结束自己的生命吗？如果他这样自杀的话，难道不会留下类似遗嘱或最后心愿的信件或便条吗？至少温普先生没有发现这样的东西。他又有什么必要去藏匿凶器呢？唯一可能让我们引起警觉的是他那天除了像平时一样锁了门，还特地把门上的闩也封死了，但仅就这一点而言，并不能让我们做出任何判断。单纯从精神方面而言，自杀几乎是不可能的。从物质方面看，则更不像是自杀。把这两方面综合在一起考虑，这个案子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死者是自杀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验尸官停顿了一下，所有的听众都趁此机会长舒了口气。他那细致入微而又鞭辟入里的解释赢得了大家的钦佩。如果他的讲话就此结束了，相信陪审团会做出“他杀”的判断。但验尸官只是咽了下口水，然后又口若悬河地继续讲了下去： “我们现在可以看看第二种可能性——死者是不是被人谋害的呢？如果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对犯罪手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罗宾逊医生当然可以说伤口是别人的手造成的，但假如我们没有办法验证死者的伤口是如何被别人弄出来的话，那么无论从医生的角度来看是多么不可能，我们还是得回到自残的原点。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当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发现尸体时，尸体还是温热的。格罗德曼先生身为一个有多年警龄的老侦探第一时间出现在命案现场，这是我们的幸运。他断定死亡过程就是一瞬间的事情，这和一小时后负责尸检的罗宾逊医生不谋而合。罗宾逊医生推断死亡大约发生在尸检的两到三个小时之前，也就是七点钟左右。我们知道六点四十五分达普顿太太去叫过死者，这样我们可以把死亡的时间提前一点。但据罗宾逊医生最后的鉴定报告所言，我们几乎不可能精确推断出死亡时间，死亡同样也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叫门的几个钟头以前。当然死亡有可能发生在达普顿太太第一次和第二次叫门之间，也许第一次叫门时死者仅仅是睡着了而已。根据尸检获得的生理数据，在第一次叫门之前死者就已经死亡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被排除。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把死亡时间假定为六点半左右应该最有可能符合实际情况。既然如此，先生们，我们可以假想一下早间六点半左右格罗弗街十一号的情况。我们去看过了那所房子，都知道它的构造。莫特莱克先生租了一层靠前的那个房间，房间里临街的两扇窗户事发时都紧锁着。女房东则住在后间，同时，一层还有一个厨房。达普顿太太在六点半之前没有离开过她的房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那个时间房子里所有的门和窗都是锁紧的，这个季节房东在睡觉时应该会去各处确认门窗是否都锁好了。尽管莫特莱克先生在早晨四点半之前就出去了，但门上的撞锁和大挂锁都关得好好的。楼上有两个房间，楼梯口那间被死者用来当卧室，靠里面的一间则被作为起居室。后面的那间房门是开着的，钥匙挂在门上，不过窗户是关着的。前面那间卧室不但锁上了，而且被上了闩。我们已经看过了撞开的门框以及门闩上脱落的铁环。两扇窗户同样是关着的，插销牢牢地扣在铁销中。烟囱很细，连小孩子都通不过。除此以外，这个房间就没有其他出入的方法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死者的卧室就像海中的堡垒或林中的木屋那样与世隔绝。即使当时有一个奇怪的人恰巧在那幢房子里，哪怕他就在卧室隔壁的起居室，他也绝不可能进入卧室。因为这房子是为穷人造的，不同的房间之间相互隔绝，这样房子就可以方便地让几户不同的人家居住了。现在，让我们先假设有那么一个人奇迹般地进入了距一层十八英尺高的房间。六点半左右，他割断了熟睡中的房客的脖子。他怎样才能避开已经起床的房东成功逃离呢？即使他能够创造这个奇迹，他又怎能把门窗都从房内锁紧呢？这种奇迹已经超过了我所能理解的极限。是的，房屋整夜都被关严了——雾气一点也没透进来，没人能进出这幢住宅。最后一点，谋杀不可能没有动机。我们能想到的动机只有抢劫和复仇。但死者在世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钱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也没被人动过，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井然有序，也没见到搏斗的痕迹。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显然也有了答案。死者是被别人杀死的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先生们，我知道我的这些话不合逻辑，而且前后矛盾，但事实上这样矛盾的事情确确实实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死者不可能自杀，外人同样不可能杀死他。先生们，我们对死者死亡的方式依然一无所知，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做出任何裁决。这是我所遇见的最难解开的谜案。”（听众席一片哗然） 陪审团主席（和山迪·桑德森交谈了一番后）：法官大人，我们无法达成一致。有一位陪审员甚至认为可以把此案裁决为“上帝的惩罚”。 四 在一片反对声中，山迪·桑德森不得不放弃了立即定案的想法，同意了陪审团“暂时不做任何裁决”的建议。接下来的九天，报章开始长篇累牍地报道这一案件，许多人自发地前往死者的停棺处为他送行。媒体的报道渐渐大胆起来，评论家反复在报纸上对这桩“弓区谜案”进行讨论，但他们的观点对于解决谜案并没起到积极的作用。大量信件寄往报社——为这个乏善可陈的季节增添了一抹亮色。但编辑们对这些信件却好像并不上心。谜案成了伦敦街头巷尾的谈论焦点——不论是在达官贵人的豪宅还是贫民的简陋小屋，在客厅还是厨房，人们都热切地议论着这个话题。在所有这些谈话中，有的很有逻辑性，有的却很愚蠢；有的很粗鲁，有的却很文雅。人们从享用早餐的第一根蛋卷到晚上吃完最后一片面包，都在喋喋不休地发表着自己的见解。 弓区格罗弗街十一号一时成了民众朝拜的圣地。以往十分安静的小街现在却整天闹哄哄的。全城各处的人们来到这里，在街上眼巴巴地仰望着卧室的窗户，脸上流露出惊恐的神情。人行道经常要堵上几个小时，小商小贩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新的商业中心，街头艺人们在窗下吟唱着与事件完全无关的歌曲。政府没有在街道的两头设上收费站可真是太可惜了。财政大臣显然没有利用上这个清偿国债的大好机会。 事态发展到最后，一桩严肃的杀人案竟然被外界蒙上了轻佻的色彩。连幽默小报上也出现了以谜案为主题的讽刺作品。 有人在“可别小看呆头鹅”这句谚语后面戏谑地加了一句“它或许能帮你解开弓区的谜案哩”。有个不具名的读者问死者会不会是被弓箭射中了脖子，在《达格尼》杂志上马上就有评论指出，幸好这位读者没有被选做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不然他一定会郁闷得想要自杀。一个圆滑的评论家认为本案的情况与“莫格街疑案”有点相似，他说历史又一次重演了，这次的凶手显然是剽窃了爱伦·坡的创意——凶手很可能是一只受过训练的猴子；他还建议坡先生的出版商应该马上为作品申请一道保护令。更糟糕的是，坡先生精妙绝伦的创意竟然被罪犯运用到真实的案件中。他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一只经过训练的猴子带着剃刀从烟囱进入死者的卧室，在成功地割破沉睡的康斯坦特先生的喉咙后，又顺原路返回。这个想法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一个名字中包含一长串字母的读者回信反驳道，他无法想象一只能自由进出烟囱的瘦小猴子可以在死者身上弄出那样一个又深又长的伤口。第三个读者立即跳出来对前一个读者进行驳斥，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了猴子的肌肉力量。这样一来，舆论的风向几乎都偏向了“猴子就是凶手”这一说法。但这阵浪潮马上又被一个笔名为“理智”的读者压制了，他冷静地指出在地上、睡衣上和床单上都没有发现烟灰或是污血的痕迹。 《柳叶刀》杂志对验尸官在法庭上的陈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它的社评这样写道：“我们无法苟同验尸官对案件的看法，这再一次说明了任用验尸官而非专业的医务人员参与案件调查是个严重的错误。他的那番说辞听上去好像非常有见地，但完全忽略了医学证据的重要性，不然他一定会引导陪审团做出他杀的裁定。话说回来，伤口是由外人造成的这一点他没看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警方早就该下这个结论了。那个不幸的小伙子自己显然不可能弄出那样的伤口，他更没有能力在受伤后隐藏凶器，并一一清理房间里留下的痕迹。”无法在这里列举业余侦探的各种奇思妙想，苏格兰场却出人意料地始终保持着缄默。最终对谜案的讨论限定在了能收到最佳答案的有限的几份报纸上，其他没有收到有意思答案的报纸结束了讨论，并对先前那些报纸登出的答案进行冷嘲热讽。在那些所谓的最佳答案之中，确实有几条标新立异、引人注目的，但它们最后无一例外，都被否定了。有一个答案是这样的，凶手利用雾气的掩护从人行道搭的梯子攀上了窗户，接着他用切割钻石的工具移开了玻璃，然后进入了房间。事成后他重新装上那块玻璃（或是自己带来的另一块玻璃），从原路逃离了现场，这样锁和闩就都能保持不动了。有人就此指出窗格太小，人根本无法从中进出。后一个回复者马上回信说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凶手只需把手伸进窗格，打开插销就可以进屋了。离开时只要把这个过程倒转下次序就可以了。这番关于窗户的妙论被一个玻璃工人击得粉碎，他来信说玻璃很难从窗框的一面固定住，如果这样装玻璃的话，只要轻轻地一碰，玻璃就会掉下来摔破。而且警察不可能没注意到装玻璃新糊了油灰。还有人提到凶手会不会把门先卸下来，刺杀完成后又装了回去，在这位仁兄的笔下，格罗弗街十一号仿佛变成了中世纪的城堡，有许多暗门和通道。另一个聪明的设想是在警察来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房间的衣柜里。或是当格罗德曼撞开门的时候，凶手一直藏在门后的角落里，由于格罗德曼和达普顿太太看见尸体一时激动而没有注意到他，随后他借两人检查窗户的当口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了。 也有人试着想科学地解释犯人如何从外面把门锁上和上闩。他们想借强力磁铁来做到这一点。自此，一个装备了磁铁的凶手形象在公众的脑海中蔓延开来。但这个天才的想法却有着致命的缺陷——磁铁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复杂的任务。一个生理学家想起了杂技中有一个吞剑的节目——他认为死者在割喉后把凶器吞了进去。但公众却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些认为死者在自杀后把小刀、刀片或是锋利的铁片放进伤口的说法让人想起了雪莱的一句诗：“割出这样的伤口，刀却在伤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因此这一说法同样无法令人信服。有人想到伤口可能是被烛台（或卧室里其他看似无害的器具）改装成凶器造成的。有个讽刺作家非常鄙夷这类想法，他调侃说死者也许是把体积这么大的凶器都塞进牙洞里去了。还有一些自称是马斯基林和库克的朋友来信说，只有马斯基林和库克能够毫发无损地从一间密闭的房间里走出来。在所有这样来信中，引起最大骚动的是刊登在小报《大千世界》上一篇题为《弓区谜案已被解决》的文章。文章中写道： 先生们，你们一定还记得白教堂案所引起的骚动吧，当时我指出该地区的验尸官就是此案的凶手，但没人理睬我，以至于那个验尸官到现在还逍遥法外，白教堂案至今悬而未决。也许这一次发生的类似案情会使当局对我的见解给予更密切的关注。照官方的说法，死者不可能割开自己的喉咙。死者也不可能被别人割开喉咙。鉴于康斯坦特先生的死亡，其中的一种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而官方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我并不相信那些说法。因为官方的说法是根据达普顿太太和格罗德曼先生的证言得出的，所以我不相信他们的话。先生们，谁能让我相信这个非牛即马的故事？有没有证据表明人不是这两个人杀的？他们完全可以在杀人后把门踢破，捣烂门锁和门闩，然后在警察到来之前关紧窗户。——随信附上我的名片，真诚地献上，一个用脑子冷静分析问题的人。” 后面还加上了一段编辑的评论： 来信并非像他自称的那么具有想象力，如果用他那样的脑瓜去分析问题，那所有的凶案就都不用警察去侦察了，直接把发现人抓住就得了。不过，如果有尸体，总得要有人去发现啊。 编辑P.M.P. 这个编辑有理由为刊出这封来信而感到高兴，因为它引来了大侦探本人的答复——答《弓区谜案已被解决》一文。信中这样写道： 编辑先生，我并不认为他的说法像你说的那样没有想象力。相反，我觉得他的想法颇有些独到之处。实际上我倒从他的想法上得到了一点启发。我暂时不打算把我的这点想法向外界透露，如果那个“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同意将他的姓名和地址交给我，那么我倒不介意先把我的想法给他透露一点，这样他就能看到自己撒下的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我觉得他和我有些相像，借这个机会我要开诚布公地向大家宣布，我对法庭的裁决感到特别失望。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凶杀案例，陪审团做出的莫衷一是的裁定只会让苏格兰场心生懈怠。我希望不要被人斥责为不懂礼仪，或者是胡乱说话什么的，就像前几次当他们遭遇重大挫折我发表意见时那样。现在犯罪的技巧越来越高，而破案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了。要我说，苏格兰场已经不再是以前我熟悉的那个地方，那里越来越依赖于刑讯逼供那套玩意了。我重申一点，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着想。我从来没想过阿瑟·康斯坦特是死于自杀，但如果苏格兰场倾向于自杀这个结论，然后拍拍屁股躲到一边睡觉去了，那么先生们，本世纪最邪恶最恐怖的犯罪就会因此而逃脱惩罚。我最近才和死者相识，但我依然对他有足够的了解（我原本希望能对他了解得更多一些），我相信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别人，他都不会使用任何性质的暴力。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他这种人连一个苍蝇都拍不死。他那种温和的性格根本不可能具有自杀所需要的勇气。他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我很高兴他把我当朋友看待。现在我已经过了穿上警服投入战斗的年龄，但是，先生们，只要那个作案的凶徒一天不落网，我就一天睡不好觉。我已经和被害者家属取得了联系，我很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有人的认可，他们希望我能为可怜的康斯坦特洗去自杀的污名。我希望任何一个和我一样不相信当局结论的人，如果你有什么线索或是一些合理的建议，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用脑子分析问题的人”都可以和我联系。如果要我说怎样才能找到有用的新线索，我想这样告诉大家：首先，任何能帮助我们拼凑出死者在东区所进行活动的图像的线索都是有价值的。他通过何种方式与许多人建立起了关系？他是否就真的没有一个敌人了呢？即使是出于好心，他也有可能对别人造成了某种伤害。他对一些事件的干预可能会遭到憎恨，也许有些人会嫉妒他。一个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那样善良的人不可能预见到自己会被人所仇视。他究竟惹怒了谁？如果我们能对他最后几个月的活动知道得更多一些，他死亡的真相自然就会离我们更近一点。最后我要感谢你们把我的信刊登在这个热门的栏目中。 真诚的乔治·格罗德曼 弓区格罗弗街四十六号 又及：当我写下上面那段文字的时候，我从好心的布伦特小姐那里得到了一封珍贵的信件，这封信很可能是我那可怜的朋友留下的最后一封信。这封信写于十二月三日星期一，正是他被害的前夜。这封信是寄往佛罗伦萨的，当布伦特小姐接到男友去世的噩耗以后，她又把这封信带回了伦敦。在我看来，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康斯坦特先生对生活的希望，甚至还谈到了一些对今后的打算。当然有一部分内容并不适于对外公开，但在此转录一些重要的细节，我想并不会对任何人产生伤害： “你似乎被灌输了一种东伦敦就是受难地的思想，也许让你有这种思想的是那些带有“小说”标签的读物，就像有些地方的基督徒自然而然地认为“旧约时代”是看不到阳光的一样。我想你也许和那些人一样，把“东伦敦”看成充斥着悲惨、痛苦和凶杀的地方。听上去挺押韵的吧？实际上离我住的公寓不过五分钟路程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一些非常雅致的居民住宅，前后院都带有花园，里面放着精美的家具，住的都是些体面人。一些在高地地区开商铺的店主的收入如果被我在大学里的那些朋友知道的话，他们一定会羡慕得直流口水。 “这里的富人并不像肯辛顿和贝斯沃特那里的人那么时尚，但他们同样愚蠢和现实。露茜，我并不否认自己也有黯淡的时光，有时也会想要放弃这一切转而回到原先那个无忧无虑的世界。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太忙了，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去做这样的梦。让我真正感到忧虑的是我是否确实为民众做了有益的事。但我的良心一直在告诉着我，我的确做到了。如果一个人无力对大众做出贡献，至少他可以为周围的人贡献一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能对一两个人产生有益的影响难道还不够吗？这里有许多好人，特别是在女性之中，她们不仅具有牺牲精神，而且感情也十分细腻。能够认识这样的人，能够为这样的一两个人服务——难道还不够吗？你朋友在圣詹姆斯大教条举办的亨舍尔交响音乐会看来我去不了了，我最近一直在研读布拉瓦茨基夫人最新出版的那部著作，对神秘的哲学越来越感兴趣了。不幸的是，最近我忙得只能在睡前读一点她的书，但她的书并不像其他那些书一样具有催眠效果。如果你不想睡觉的话，通灵学无疑和牙疼有着同样的效果……” 先生们，我不知道读者中除了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为上一期报纸中格罗德曼先生的信件而感到震惊。他作为苏格兰场的前雇员，竟然公开跳出来诋毁自己的老东家，我只能说他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多半是由于年龄的关系吧。要我说，死者的亲戚有什么理由把死者的文件交给他处理？他理所当然可以为一个被他势利地称为朋友的人去辩护。但是，让我们看看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吧，他有什么理由给自己的信加上《弓区谜案已被解决》这样一个标题？随信附上我的名片聊表敬意。 民众忠实的公仆 苏格兰场 乔治·格罗德曼恼怒地读完了报上刊登的这封信件，随即把报纸揉成一团，嘴里愤恨地念叨着，“该死的爱德华·温普！” 五 “我同意你的说法。不过如果那样干的话，这世上还会有美丽的事物吗？”丹齐尔·坎特科特问。 “别跟我谈什么美丽！”彼得·克劳说，就好像是在学术会议上发言一样。“我只想看到事实。” 丹齐尔没有把事实罗列给克劳，他手里恰好没有这种东西。 丹齐尔·坎特科特站在他房东的小店里抽烟，不断向周围混杂的空气喷吐出形状各异、气息宜人的烟雾。克劳正蹲在离丹齐尔不远的地方补鞋，他一边忙着自己的活计，一边和房客说着话。他个子不高，脑袋却很大，眼里总是充满了感伤的神情。另外，他的气色也不是很好。此时他的腰间系了一条油腻的围裙。丹齐尔穿着一件毛领的厚棉衣，冬天他在公众场合总会穿上这件衣服。一回到家里，他马上就会脱掉这件棉衣，身上只留下一件衬衫。克劳是一个思想者，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自己总会想到一些与众不同的新点子。他头顶的头发越来越稀，好像是想让大脑离现实社会更近一点一样。他经常会为自己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而感到自豪。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小毛病或是某一方面的嗜好，克劳在自豪的同时也会因自己的不合群而感到有些孤独。他崇尚素食主义，不相信任何宗教，推崇共和制度，同时还旗帜鲜明地反对吸烟。对他来说，肉食是禁忌的，酒精是禁忌的，宗教是禁忌的，君主制是禁忌的，烟草更是禁忌。“只有像我这样的普通男人才有可能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久而久之，“普通男人”就变成了克劳的外号。当星期天早晨他站在自己小店对面的高地上宣讲君主、教士和肉排的罪恶时，“普通男人”的口号声就会有节奏地在演讲间歇时从听众中响起。“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像剑一样刺穿了政客们用精美的逻辑编织成的蛛网，以近乎嘲笑的手段揭穿了挂在他们脸上的面具。每当克劳周末下午去维多利亚公园小憩时，“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这句话总会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论者打得溃不成军。克劳对《圣经》的理解比大多数牧师都深得多，他的口袋里总放着本微缩版的《圣经》，他在《圣经》中相互矛盾的地方还特意折了角。比如说，一件事情在《旧约·耶里米书》的第二章是这样说的，而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却又反过来讲了。也许这两种说法都没错。但到了克劳这里，他就会把“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搬出来和你较真。克劳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研究《圣经》中互相矛盾的内容上面。发现《圣经》中的矛盾带给他比那些热衷于斗鸡的人的兴奋劲还多几倍的快感。克劳超自然的哲学观使他在周日早间的集会上赢得了信徒们疯狂的拥戴，同时也狠狠地打击了他的那些对手。比如说，他第一个发现了“神是无法运动的”这条道理，因为《圣经》上说“神无处不在”。既然神的身体已经充满了宇宙，他又能运动到哪里去呢？另外他还率先发现了一个令神职人员头疼不已的事实：当住在北半球的伦敦和住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的两位教士同时死去的时候，按理说他们应该一起进入天堂。但事实上，他们升天的方向却截然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都没有一丝一毫相遇的可能。那么，他们是如何进入天堂的呢？抑或根本没有那样一处地方？这时大家的耳边又响起了克劳念经似的声音：“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 我们总会为自己留一些想象空间，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人性对未知和谬误无法遏制的兴趣。如果哈里特不着急的话，甚至哈里都会花上五分钟时间研究投机性质很浓重的神学。 彼得·克劳不会为家里有丹齐尔·坎特科特这样一个房客而感到不快，尽管坎特科特不谙世事，但至少生活态度还算不错。彼得·克劳对丹齐尔·坎特科特只有一个满意的地方——为此他对坎特科特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敬意。当他和坎特科特讨论现实的时候（他每天平均会和坎特科特聊上两次）往往什么也讨论不出来。不过没关系，他知道坎特科特是个诗人。 他又自顾自继续着刚才的话题。“只有像你这样的人才追求美，而对于老百姓来讲，现实生活中面对的问题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大部分人只看眼前，你们这些诗人就靠边站吧！我们想要的是真实而又有用的东西，判断它的唯一标准是这件东西是否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好处。事物能否存在，能否长久皆应遵循这个标准。” “有益于社会！”丹齐尔学着克劳的腔调讥讽道，“什么叫有益于社会？个性是最重要的，必须把伟人列在老百姓之前。不然世界上就不会有伟人了。没有伟人，何来艺术？没有艺术的生活难免会有缺憾。” “是呀！不过我们会用面包和黄油把你的那点缺憾填上的，”彼得·克劳说。 “就像你说的那样，艺术就是被面包和黄油这类东西扼杀的，”丹齐尔·坎特科特愤慨地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一开始都喜欢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追逐着蝴蝶，但到了后来，几乎所有人都会转过身来——” “去地里搞些吃的，”彼得接过丹齐尔的话头，手里仍然在忙着他的活计。 丹齐尔的眼神里流露出愤怒的光芒。他甩了甩头上的长发，生活对于他来讲是十分严肃的，他才没时间跟别人开玩笑呢！ 对天才为什么会留长发这个问题通常有三种解释：首先他们可能把头发会长长这点给忘了；其次是他们比较喜欢留长发；第三种解释可能有点牵强，有些人说艺术家留长发完全是为了省钱，因为长发可以和帽子一样为人遮风驱寒。 鉴于天才的特殊性，你有可能只因身上少带了两个便士便获得这样的雅号。丹齐尔从来没有出现过经济方面的问题，他凭着相貌总能在店家那里得到赊账的优惠。因而当街道上的流浪汉吵着叫他去剪头发的时候，他们并不真是为了理发店的营业额着想。这些闲人有什么理由要提高理发店的收益呢？丹齐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根本不是想给理发师帮忙，而是出于对新生事物的厌恶。丹齐尔混得不错的时候曾经做过编辑，在那些日子里他也不曾想过要去剪头发，在他看来这就和人不会去吞糨糊一样自然。在参孙时代以后，头发就不再有力量了。不然，丹齐尔就会是一个大力士，而不是我们面前这个瘦高、神经质、易受刺激的男人了。他胡子拉碴的，衣服上到处都是褶皱，靴子蒙了一层灰，帽子上也全是尘土。这就是我们那位崇尚美丽的诗人的形象。 彼得·克劳被丹齐尔对轻率言行的谴责所打动，他马上回到了正题上。 “我是认真的，”他说，“蝴蝶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没有益处，毛毛虫至少还能让小鸟打上一顿牙祭呢！” “彼得，这话也只有你会说。”接着他脱下帽子，向走过来的克劳夫人行了个礼。“夫人，早上好！” 克劳夫人哼了一声，恼怒地看着丈夫。克劳先生装模作样地缝着鞋子，试图不去理会自己的妻子。他不安地在凳子上挪动着身体，仿佛感受到了妻子的怒气。克劳夫人尖利地咳了一声，克劳先生抬起头来，看到妻子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自己，他无助地向妻子摇了摇头。即使克劳是站着的，克劳夫人在他面前也会有一股居高临下的气势，但实际上她比丈夫还矮了半公分，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景象。 “克劳先生，”克劳夫人故意提高了声调，“我要告诉他喽！” “亲爱的，别这么着急，”彼得无助地对妻子打着马虎眼，“还是我来说吧！” “我已经给你留的时间够长了，可你却什么事也没干。如果让你去向一群愣头愣脑的人宣讲进化论和上帝创世纪的关系，或是其他《圣经》中死去人物的传说，尤其是其中那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你倒是真能说啊！可一涉及孩子们的生计，你却像灯柱一样杵在那里，什么也讲不出来了呀！这里有个人跟你一起住了好几个星期——吃你的喝你的，一点钱都没有付——” “好了，好了，孩子他妈，别再说下去了，”可怜的克劳先生脸红得跟炭火似的。 丹齐尔好像大梦初醒一样，“克劳夫人，你说的是不是我？” “坎特科特先生，我还能说谁？你已经在这儿住了七周了，可我连一个便士都没见过——” “亲爱的克劳夫人，”丹齐尔把纸烟从嘴边拿开，吐出一长串烟圈，“这完全是你的疏忽，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我头上？” “我的疏忽！说得倒好！” “可不是，”丹齐尔的语气变得更为尖刻。“如果几周前把账单给我，那你早就收到钱了。你怎能指望我去记住那些细枝末节呢？” “这里可没那么高档。租客应该自觉地付钱——我可没什么账单给你。”克劳夫人在说到“账单”这个词的时候加重了语气，言语中流露出确定无疑的讽刺意味。 彼得拿起小锤向鞋掌上敲着钉子，仿佛想盖过妻子的声音。 “如果你想知道该付多少钱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一共是三英镑十八便士，”克劳夫人没有理会丈夫的行动，继续说了下去。“在迈尔恩路你可找不到比这更便宜的房子了。如果你碰上别的房东，一块四磅重的面包就要收上你四便士。每周一早上天还没亮，她就会跟在你的屁股后面催要房租了。承蒙你的关照，现在孩子们的鞋子破了我都没法给他们换，每周还要交给学校七便士。再说，圣诞也快到了。” 彼得在听到最后一点时脸抽搐了一下。他觉得圣诞节好像已经提前来临了一样。他和妻子在免费教育这点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彼得认为既然他们把九个孩子带到了世上，那么每周为每个上学的孩子向学校付一个便士就是合理的。而他的妻子则认为，正因为孩子多，政府才应该减免他们的学费。只有孩子少的家庭才有浪费的理由。对于一个在迈尔恩路上修鞋的无神论者来说，能够灵活运用的也只有这笔费用了。这是一个良心的问题，实际上克劳夫人从没真正向学校要求过减免学费，虽然她经常会把这口气出在孩子们头上。他们挨打已经挨惯了。当不挨打的时候，他们就相互扭打在一起。他们是聪明却毫无教养的一群小无赖。老师和父母都对他们头疼不已，他们却像街上那些乱窜的老鼠一样，整天无忧无虑的。 “又在提学费！”彼得恼怒地叫嚷着，“坎特科特先生没有理由为我们的孩子负责。” “克劳先生，我当然希望不要发展到那个局面，”克劳夫人尖刻地说。“我为你感到羞耻。”扔下这句话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店堂，向后面的起居室走去。 “别担心，”彼得大声安慰着离去的妻子。“孩子他妈，不必为钱发愁。” 下层社会习惯于把老婆称为孩子他妈；而在相对比较上流的社会，男人们则称呼其为“妻子”。这就像说“股票市场”或是“泰晤士河”这些约定俗成的名字一样，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男人在提到家里的事情时，通常会产生一种难以启齿的感觉。 丹齐尔揿灭了手中的烟蒂，脸上毫无愧疚之意。彼得弯下腰，继续关注于自己的工作，他急促地用钻头钉着鞋掌。两人谁也没有说话，一个流浪艺人在店外的街上旁若无人地演奏着华尔兹，他发现没有人理会自己，于是悻悻地离开了。丹齐尔又点燃了一支烟，墙上那只表面非常脏的钟此时敲了连续十二响钟声。 “你怎样看待共和主义？”克劳问。 “那种低级的玩意，”丹齐尔轻蔑地哼了一声。“如果连君主都没有了，那哪儿还有权威可言？” “你说什么！你能看见维多利亚女王的权威吗？” “彼得，你是不是想把我赶出去？你真应该把要账这类的繁杂琐事都留给脑瓜里只想着家务的女人们去干。要我说，共和制度是种非常低级的东西。柏拉图的共和国里从来就不允许有诗人存在，共和制社会里没有适宜诗人发展的土壤。” “你在说什么胡话！如果大英帝国明天就取消君主制，转而实行共和制，照你的说法——？” “我告诉你，那样的话，就再也不会有什么桂冠诗人了。” “坎特科特，现在你和我之间到底是谁无所事事？我对诗人一点也不关心，不过因为你的朋友，我不会把你扔下不管。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赋予一个人比其他所有人都要大得多的权力到底有什么好？” “啊！汤姆·莫特莱克以前也总是这么说。等你有了权力，掌握了工会的资金后，工人们一定会把你像旗帜一般举起来，在你身下欢呼雀跃的。” “那只不过是因为莫特莱克本来就要比他们高出许多罢了。”克劳的眼中闪过一丝忧郁。“这并不能证明我的说法有什么错。我想你对他的看法才是错误的，你总是认为他被民众给宠坏了。在我看来，汤姆是一个很棒的家伙——他的一言一行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我并不否认，他也有他的缺点，我就曾经见到他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间店铺门前责骂已经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克劳，’他当时这样说道，‘那个男人会给我们大家带来不幸，我不喜欢这种八面玲珑的慈善家掺和到他根本弄不懂的工人斗争中去。’” 丹齐尔不自觉地吹起了口哨。这件事他是第一次听说。 “我敢说，”克劳继续说着，“如果有人让他的影响力打了折扣，他多少会有那么一点妒忌之心。但这一次，他好像并没有妒忌康斯坦特先生。众所周知，他甚至和那个可怜人称兄道弟起来。汤姆不是一个不懂变通的人。不过，这一切都不能证明共和制有什么不好。看看沙皇和犹太人你就应该能明白了。我是个普通男人，但我不想去俄国生活——哪怕把那里的所有皮革都放在我的面前我都不去！作为一个英国公民，尽管要为君主制而纳税，但无论如何，至少在温莎王宫里有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在掌管着一切。过几分钟再和你聊，夫人又在叫我了。” “过几分钟我可要走了。在离开之前我想告诉你，我想应该让你马上知道，在发生了今天这样的事以后，我再也不能像往常那样——应该还算是比较快乐的吧，在这里生活下去了。” “哦，别这样，坎特科特先生，不要这样说，请千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矮小的鞋匠祈求道。 “那好，难道你想让我说住在这里一点也不快乐吗？” “不，不，坎特科特先生。请不要误解我的话。孩子他妈最近对房租的事情特别恼火。你也看到了，她要负责养活这么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孩子们每天都会比前一天大上那么一点。不过你不必去理会她，等你有了钱再付我房租吧。” 丹齐尔摇了摇头。“不能这么办。我起初来这儿的时候租了你们楼上的房间安顿下来了。接着我又认识了你。我们一起谈天说地，我们谈论什么是美丽，怎样才能对社会有用。通过这些对话，我发现你虽然没什么主见，但是非常诚实，因此我喜欢你。我甚至还和你们家人一起吃饭，在你家的卧室里自由走动，也许是我走得太远了吧。现在，花瓶已经有了裂缝（我指的并不是炉台上的那个），也许瓶里的玫瑰花仍然在散发着香气，但裂缝却再也弥补不了啦。”他感伤地甩了甩自己的头发，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店铺。克劳本想跟在他的身后，但克劳夫人还在叫唤着他。他只得遵循文明社会女士优先的礼节。 坎特科特径直（尽管步态松垮，但毕竟路线是直的）走向格罗弗街四十六号，走到门前，他敲了敲房门。格罗德曼的女佣为他开了门。她的脸上坑坑洼洼的，肤色像砖灰一样，举止非常轻浮。 “哦！我们又见面了！”她的声音轻飘飘的。 “不要像小丑那样说话，”坎特科特不耐烦地说，“格罗德曼先生在家吗？” “不，你吵着他了。”格罗德曼趿着拖鞋走到门边咆哮道，“进来吧。在审讯之后你他妈的在干什么？又喝酒了？” “我早就戒酒了。自从——” “那件谋杀案以后？” “什么？”丹齐尔·坎特科特惊奇地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自从十二月四日以后，我把所有的事情都以那天为基准点来计算了，这和世人用格林威治标准来统计时间是一个道理。” “哦，”丹齐尔·坎特科特说。 “让我算算，差不多有两周了吧。我还从来没有和酒离开过这么长时间呢！” “我不知道你和克劳的话谁的更糟一些，”丹齐尔恼羞成怒了。“你们俩完全把我的脑子弄糊涂了。” “是这样吗？”格罗德曼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只是些小玩笑罢了，什么在你的伤口上又撒了把盐？” “我那本书的第二十四版。” “谁的书？” “好吧，就算是你的书吧。你一定在这本《我抓住的罪犯》上赚了不少钱吧。” “应该说是《我抓住的罪犯》这本书的第二十四版见证了我的成功。”格罗德曼纠正道。“亲爱的丹齐尔，我已经多次向你指出过书中都是在写我的经历，而不是你的，这一点难道你忘了吗？书中的每一个案件都是我侦破的，随便找一个记者都能完成你做的那些事情。” “恰恰相反，记者的长处是善于揭露事实。这一点你本人都能做得很好——没有谁能比你冷静、翔实、科学地叙述那些案件了。但是，只有我才能把这些干巴巴的事实生动地表现出来，把文章上升到诗作和文学的高度。” “胡说八道，书的成功完全应该归于其中那些案件。难道这些案子都是你破的吗？” “格罗德曼先生，你怎么又摆出了警官的架势？”丹齐尔的口气软了下来。 “不——我已经退休了，”格罗德曼笑了。 丹齐尔并没有责怪前警官的失态，反而跟着他一起笑了起来。 “好吧，再给我五英镑吧，我不会再向你要了。我还欠别人钱呢！” “我不会再给你一个便士了。谋杀发生之后，你为什么无缘无故消失了？我不得不亲自拿起笔给《大千世界》写信。如果由你来执笔的话，你会赚到一个克朗。” “我最近患上了作家经常会得的指关节痉挛，不能接下你最近给我的工作了。那天早上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嘛——” “谋杀案那天？你好像在法庭上这么说过。” “确实如此。” “那是自然，你不是在法庭上宣过誓了吗？我倒真应该谢谢你这么早爬起来告诉我这件事。发病的是哪只手？” “为什么这样问，当然是右手啦。” “你不能用左手写字吗？” “我想我的左手连笔都拿不好。” “那你的左手也没法拿任何其他的东西吧。你怎么会患上指关节痉挛呢？” “写得太多了吧。我想这是唯一可能的理由。” “哦，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最近你在写什么？” 丹齐尔犹豫了一下。“我最近在写一篇史诗。” “这么说来，你欠债就不奇怪了。一英镑够你花的吗？” “不，那还不够我塞牙缝的呢。” “给你一英镑，拿着。” 丹齐尔接过硬币，拿起帽子就准备走。 “讨饭的，你难道不想再挣点钱吗？快坐下来帮我写点东西。” 丹齐尔接过纸笔，坐了下来。 “你想让我写什么？” “就写你的史诗吧！” 丹齐尔的脸红了，但他马上动起了笔。格罗德曼靠进扶手椅，笑意盈盈地看着诗人那副严肃的表情。 丹齐尔写了三行字，接着停了下来。 “你不记得更多的诗句吗？好吧，把诗的开头给我念念。” 丹齐尔读了起来： 当人类初起悖念，采摘禁果之时， 当伊甸园中的圣树发出芬芳的气味时， 人类把死亡带到了这个世界—— “给我停下！”格罗德曼叫道，“你选的主题太过病态点了吧！” “病态！为什么这么说？弥尔顿也曾选过同样的题目。” “别提什么弥尔顿了。你带上你的史诗，快离开我家吧！” 丹齐尔起身便走，满脸坑洼的女佣为他打开了门。 “亲爱的，你能把新住处的地址告诉我吗？”女佣挑逗地低声说道。 “珍妮，我没有钱，”他简短地回答。 “你不是拿了一英镑嘛！” 丹齐尔把一英镑扔给她，用力关上了门。格罗德曼听见了他们的低语，不出声地笑了起来。他的听力非常好。大约两年前他提起要招个文字助理，珍妮就把丹齐尔介绍到这里来了，从此诗人就开始为他做各式各样的杂活。格罗德曼认为珍妮这样做一定有她的理由。他不必十分了解丹齐尔和珍妮，就能把他们俩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感觉自己还从没遇到过一个自己控制不了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拼命想遮掩的事情，你只要装作参透了对方的秘密就可以控制他了。格罗德曼不过是恰好掌握了这门学问。 丹齐尔·坎特科特踉踉跄跄、满怀心事地回到了家，心不在焉地坐到了克劳家餐桌旁自己平素坐惯的那个位置上。 六 克劳夫人瞪着丹齐尔·坎特科特，看他粗鲁地切着牛排。坎特科特吃完饭，不禁长长地舒了口气。彼得平时只吃些西红柿，他靠这些西红柿就完全可以培养自己的哲学天赋了。他对自己的家人非常宽容，并不在意他们在吃的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嗜好。但任何好味道都不能改变他对素食的偏爱。而且肉类食品经常会让他联想起他的工作。其实任何食物都不会有皮革那样的气味，只不过有时牛排的味道和皮革有点相像。 晚餐后丹齐尔经常会沉浸在诗歌的世界里。不过他今天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打盹。他立即动身去找工作“养活自己”。但到处都不景气，在万般无奈中，他只好到《米尔恩镜报》办公室讨要一笔预付款。他曾经为他们写了一篇嘲笑教区委员的时论性文章，但他并没能拿到稿费。之后，他又来到了《快餐导报》编辑部，想为他们写一份关于熏咸肉方法的文章，丹齐尔对腌制咸肉有独到的心得，通晓烟熏和干燥的方法，因为他曾经在《新约克郡传奇》杂志负责过美食方面的报道，但《快餐导报》的编辑对他的想法丝毫提不起兴致。丹齐尔同样知道许多其他独特的技法，包括织布机的工作原理，卷心菜叶和鼻烟是如何制造出来的，以及下水道的内部结构等等。他从很小开始就为那些商业性的报纸写稿了。但现在这个行业充满了竞争，有太多通晓植物和机械结构、同时又有着文学天赋的年轻人抢着要在报纸上刊登自己的作品。格罗德曼可能没使丹齐尔的写作能力退步，但因为最近几个月丹齐尔把精力主要都集中在了《我抓住的罪犯》这本书上，使他和编辑们的关系疏远了，因此不太容易接稿。当你的对手都在进步时，原地踏步无疑就是一种倒退。 在绝望中丹齐尔步履蹒跚地走过了贝斯纳尔格林区。在一家门面很小的烟草店的橱窗前，他停住了脚步。橱窗上贴着的标牌上写着：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 x t 8 0.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 x t 8 0.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本店出售故事情节。” 通告接下去提到该店提供大量的故事情节——包括能引起轰动的情节，幽默的情节，恋爱的情节，宗教的情节和带有诗意的情节。在店中还能买到完整的手稿，包括原版的小说、诗歌和故事集。 这家店铺看上去非常肮脏，砖头上满是污渍，木料也全被熏黑了。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发霉的旧书，和各式各样的烟斗和香烟摆放在一起。橱窗里的其他地方堆满了未经装裱、信手涂鸦的画作。从标题中就可以看出这都是些风景画。最贵的是中间那幅《清福德教堂》，标价九英镑。其他的画作标价从六便士到三英镑不等。这些画作中的风景绝大部分取自苏格兰——以湖边的山峦为背景，以树林以及湖面上树木的倒影为主题。有些画也会用树做背景，这时湖泊就成为画的主题了，天空和湖水在画中显得碧蓝如洗。这组画被店家命名为“手工原创油画系列”。橱窗里所有东西上都薄薄地蒙着层灰，像是统一撒上去的一样。店主像是积年累月都呆在店里，晚上也从不脱掉衣服休息似的。他形容憔悴，鼻尖通红，黑色礼帽下藏着几缕又长又干的头发，胡须乌黑茂密。他拿着一根细长的黏土烟斗，仿佛戏剧中的反派角色一样。 “坎特科特先生，早上好，”他搓着手说。他的动作一半是出于天寒，一半是习惯使然。“你给我带什么来了？” “什么都没有，”丹齐尔说，“不过如果你能借我一英镑，我将给你一些绝妙的东西。” 反派角色甩了甩他的头发，眼里充满了奸诈：“如果你拿到了钱还会帮我干，那倒真算得上是绝妙了。” 店主拿这些情节派什么用场，或是卖给什么人，坎特科特从不知道且也不想知道。当今社会头脑是廉价的，幸运的是丹齐尔在眼下还能找到个买主。 “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了，应该对我有所信任吧。”坎特科特死皮赖脸地哀求道。 “信任已经死了。”反角喷着烟说。 “安妮女王还死了呢。”被逼急的诗人嚷道，他的眼神里露出了困兽般的凶光。他今天必须拿到钱，但店主实在太狡猾了，交不出故事情节，他就没有饭吃。 可怜的丹齐尔只得转身出门，他并不知道接下去该去哪里。他站住脚，百无聊赖地看着商店橱窗。他又一次读着标牌上的字： “出售情节。” 他久久地看着这个标牌以致完全忘记了字面的含义。当这行字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时，仿佛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他重新走进店铺，谦卑地向店主借了四个便士。接着他跳上了开向苏格兰场的公车，公车上的售票员小姐长得不错，车子行进的节奏和他脑中的思绪难得地对上了步点，一时间，他把目前窘迫的处境和此行的目的都抛之脑后了。他从没真正写过史诗——除了那部《失乐园》——他以前的作品都是有关女人和美酒的，他经常会为自己的悲惨而啜泣不止。但除了熏咸肉的文章以及攻击教区委员的政论外，没人向他买过任何文章。他是个奇特而狂野的男人，荡妇在他的眼神注视下也会变得温顺起来。他的眼神能够使任何一个女人都晕眩不已，逼得她们只能低头瞧着自己脚上新买的法式羊皮高跟鞋以躲避他的眼光。 到了苏格兰场，丹齐尔求见爱德华·温普先生，但爱德华·温普先生此时并不在那里。侦探像国王和编辑一样难找——除非你本人就是罪犯，不然你根本就别想见到他们。丹齐尔之所以会认识爱德华·温普，主要是因为格罗德曼对他这位继任者的蔑视。温普是一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而格罗德曼在探案时却主要把精力集中在逻辑和证据上。他只看这方面的书，对其他作品完全不屑一顾。温普的脑子很好使，他对格罗德曼那种缓慢、费力、沉闷，甚至有些日耳曼式的办案手法非常厌烦。更糟糕的是，他威胁要通过一些天才的手段，让格罗德曼那种传统的办案模式黯然失色。温普擅长收集各种间接证据，通过大量细枝末节的小事接近案件的真相。像达尔文和法拉第那样去伪存真，在电光火石间揭穿秘密。具有科学家潜质的知识分子同样能够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的守护者。 诗人把面临的事件上升到事关生死的高度，从一个热心的警察那里诓骗到温普家的住址。温普的家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车站附近，诗人去的时候，温普正巧在家。丹齐尔被领到楼上见他时，他正在写东西。但一听见脚步声，他马上站起身来，用一双公牛般的眼睛望着来访者。 “你就是丹齐尔·坎特科特先生吧？”温普问。 丹齐尔吓了一跳。他来的时候并没有报上自己的姓名，通报的时候只是把自己形容为一个绅士。 “正是我。”丹齐尔轻声回答道。 “你是阿瑟·康斯坦特先生死亡事件听证会的证人之一，我这儿有相关的证据。”他指着一袋文件说。“为什么你要来提供新的证据？” 丹齐尔的脸红了。“我需要钱。”他不由自主地说。 “坐下吧。”丹齐尔依言坐在了凳子上，但温普却仍旧站在那里。 温普年轻，脸色红润。他长着一个罗马式的鼻子，衣着十分考究。他只是在娶到了妻子这一点上略胜格罗德曼一筹。他有一个活泼的儿子，小家伙可以从食品柜中偷出果酱而不被人发现。温普有时会在顶层把角的房间内处理一些带回家的工作，离开这个房间，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丈夫。他爱妻子，但他妻子却毫不在意丈夫的才智，只是庆幸自己能摊上一个这么好脾气的丈夫。温普对家庭琐事一窍不通，他甚至无法分辨出佣人的“身份”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也许这是因为他根本不想为这些事劳神吧。这就像一个大学教授不会解二元一次方程，总想用微积分去解决所有的难题一样。 “你想要多少钱？”温普问。 “我并不想和你做交易，”丹齐尔回答。他终于稳定了情绪。“我到这来只是想为你提供一条线索。如果你能为此给我五英镑的话，那正好可以让我解决目前的麻烦，因此我想我是不会拒绝的。” “如果有价值的话——我可以给你五英镑。” “好，我们马上进入正题吧。我的这条线索涉及汤姆·莫特莱克先生，”丹齐尔像发射鱼雷一样把莫特莱克的名字吐了出来。温普仍然像刚才一样站着一动不动。 “汤姆·莫特莱克有一个情人。”丹齐尔好像对温普的反应有一些失望，他故意停顿了一下以表强调。 温普说，“这又怎么啦？” “你知道那个情人现在去哪儿了吗？” “那么究竟去哪儿了呢？” “你知道她不见了吗？” “我还是刚从你口中听说的呢！” “是啊！她溜得无影无踪了。从谋杀案发生到现在，她已经有两周没有露面了。” “谋杀？你怎么知道这是谋杀？” “格罗德曼先生是这么说的。”丹齐尔好像有些讶异。 “嗯，他的说法不正是自杀的最好证明吗？好了，继续说下去吧！” “在两周前事件发生的前夜，杰茜·戴蒙德突然失去了踪影。在她居住和生活的斯特尼格林地区，那里的人是这样告诉我的。” “她到底是谁？” “她是个裁缝，手艺很好。时髦女性都听说过她的名字。她为自己做的一件女装甚至还打过官司，好像是做衣服的太太没有付钱吧。杰茜的房东是这么说的。” “她一个人住吗？” “她没有父母，但租的房子还算体面。” “我想她应该很漂亮吧？” “就像诗人梦中的女神？” “诗人？像你那样？” “我是个诗人，她就是我的梦想。” “好吧，诗人，尽管做你的美梦去吧！说正经的，杰茜和莫特莱克订婚了吗？” “哦，是的！他们并没有对这事刻意保密。他们早就订婚了，那时莫特莱克还是个排字工人，每周只能赚到三十六便士。他们一直在攒钱买房子。莫特莱克当时在印刷《纽波克先驱报》的‘瑞顿和霍克’印刷公司工作，当时我经常会带着稿子到他们那里去，正是那个时候我从教堂神父的口中听说了莫特莱克和他未婚妻的事情。世道真的变了！两年前莫特莱克还在排字机前吃力地核对我的手稿，现在却能和那些大人物一起，出入‘上流之家’俱乐部了呢！” “那帮激进的狗杂种。”温普笑着咕哝道。 “当我还徘徊在群贤毕集而又炫目的文学殿堂之外时，那个工人、纯体力劳动者却已经高高在上了！”丹齐尔的眼中包含着愤怒。他冲动地站了起来。“有人说他在排字室的时候只是一个聒噪的人，没想到他就靠着这一点爬了上去。他这种在‘瑞顿和霍克’印刷公司混饭吃的男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资本的罪恶这类话题。” “面包黄油，面包黄油，”温普幸灾乐祸地说。“坎特科特先生，我可不会去责备一个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吃的男人。” 丹齐尔强装出笑脸。“是啊！但言行一致是我的座右铭。我希望我所遇见的每个人都是那种高尚、不会被财富所轻易打动的人。不管怎么说，当莫特莱克的境遇渐渐好起来以后，他们的婚事就搁下了，他不再像往常那样频繁地看望她。到了今年秋天，他基本上就没怎么去看过她。”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 “我——我经常会去斯特尼格林地区。我夜里上班的时候总要经过她住的房子。有时候里面一点灯光都没有，这说明她正在楼下和房东太太闲聊着呢！” “她也许和汤姆一起出去了吧？” “不，先生，我想汤姆那时一定正站在什么地方的讲坛上。他最近一直没日没夜地和工友一起推动着‘八小时工作’这项制度。” “这倒不失为一个把女朋友晾在一边的好理由。” “确实是这样，他晚上从没去过斯特尼格林那一带。” “你肯定经常去那儿吧。” “不，并不是每晚都去。” “你没有进过那幢屋子吗？” “我出来没有进去过。她不欢迎我，她是个个性很强的女孩，总让我想起弗洛拉·麦克唐纳。” “她是你认识的另一位女子吗？” “我对她比对自己的影子还要了解。对于我来说，她比那些烦着问我讨要房租的人都要真实许多。杰茜·戴蒙德和她一样，也是这类自主性很强的女人。她的眼珠碧蓝，双瞳像井水一样清澈见底。当我看见她那双眼睛的时候，总会产生头晕眼花的感觉。我做梦都忘不了那对眼睛。”说着他挥了下手，像是要避开这些事。“她对我的影响可不小呢！” “那你很了解她喽？” “哦，当然，我在《纽波克先驱报》当编辑的时候就认识汤姆了。当我第一次遇见他和杰茜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正亲昵地手牵着手，那次汤姆就已经很骄傲地为我介绍过杰茜了。可是，他发达以后却越来越疏远我。” “你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 “这——这只是小事。”丹齐尔结结巴巴地说。 “是啊！但你别忘了，世界就是被这样的小事改变的。”温普睿智地说。 “世界算什么，”诗人苦着脸说，“值得我们关注的只有美丽的事物。” “但当那美丽的可人儿不和女房东闲聊时，她会不会在你经过的时候和你闲聊呢？” “不会！我经过那里的时候，她常在房间里读书，身影就映在——” “你的心里？” “不，我只是看见她在窗帘后映出的背影。” “总是只有一个人影吗？” “不，先生，有那么一两次，我看见了两个人影。” “啊！那可能是你喝醉了吧！” “我以我的生命打赌，我当时并没有喝醉。我发过誓要远离酒杯。” “很好。啤酒对诗人有害，它会使你站立不稳。那谁是第二个人影呢？” “像是一个男人。” “那也很正常，可能莫特莱克先生正巧去探访她！” “不可能，他当时正在为八小时工作制奔走呢！” “你发现谁是那个影子了吗？你就这样留下了一个悬念？” “不，我一直等到那人出门才离开那里。” “那人准是阿瑟·康斯坦特。” “你真是个魔术师！你令我刮目相看了！是的，正是康斯坦特。” “你说只见过他们一两次？” “我不可能总是盯着他们。” “不，你当然不可能。你只是偶然路过那里。我完全能理解这一点。” 丹齐尔对温普的推断觉得有些别扭。 “他去那儿干什么？”温普问。 “这我怎么会知道？不过我敢打包票杰茜是清白的。” “你可以毫无风险地把你的赌注加倍。” “是的，也许吧！你只要看看她的眼睛就明白了。” “可我现在只能看到你的眼睛。你最后一次看到他们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大概是十一月中旬。” “莫特莱克对他们会面的事毫不知情吗？” “这我就不了解了。也许他是知情的。康斯坦特先生可能只是让杰茜加入了他的社会活动组织。我知道杰茜今年十一月上旬曾经在伦敦大礼堂举行的儿童茶会上当过服务员。当时康斯坦特对她的礼数十分周全。那天杰茜是唯一一个动手干活的服务员。” “也许别的服务员都是用脚端盘子的吧！”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其他所有的服务员都是真正的贵妇，只有杰茜还是个新手，请允许我这样说。端个茶递个水什么的，对她来说不过是常事而已。我敢打赌她在家里就经常帮房东干这个——那幢房子的一楼还住了一群要人照顾的小毛孩呢！那家的状况简直和我住的克劳家一样糟糕。杰茜真是个好姑娘。但也许汤姆并不知道她的价值。也许他不想让康斯坦特接近自己的女朋友，因而引发了争执。不管怎么样，杰茜现在已经像散落在河道里的雪花一样寻不着踪迹了。关于杰茜的去向根本没有任何线索。房东太太是杰茜的好朋友，杰茜曾经免费为她做过一件套装。她跟我说她完全不知道杰茜会去哪里落脚，她为此而感到不安。” “你已经对杰茜的失踪一事做过调查了吗？” “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房东太太。杰茜甚至没有按惯例提前一周告诉她要离开的事情。她付清房租立即就走了。房东太太跟我说她自己因此而懊恼不已，以致柔弱得用一根羽毛就能把她击倒。不幸的是，我不会那样做，我本该让她睁大眼睛好好看着杰茜的。她说如果自己在杰茜这个轻浮女子（她竟敢把杰茜称作是轻浮女子）离开之前早点产生怀疑，她就会知道杰茜去哪儿了，不然她就不配叫现在这个名字了。不过她也承认杰茜离开的时候样子看上去非常不好。真是一个愚蠢的老太婆啊！” “杰茜还真像你说得那样有个性啊！”侦探嘟哝着。 “我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吗？”丹齐尔急切地喊着。“如果换了别的女孩子，一定会告诉你她要去哪儿。但她没有，她甚至连一个字都没有吐露。她放下钱便离开了。房东太太上楼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她一定已经悄无声息地把没用的个人物品全给处理掉，或者是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吧！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有想法而且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女孩子。她总会让我想起萨拉戈萨的女仆——画中那个目光坚定的女孩子。” “是啊！那她是什么时候走的呢？” “十一月十九日。” “莫特莱克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我不清楚。我最后一次见他到那幢房子去探访是在十一月的月底——他已经六周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了。他有时会写信给杰茜——房东太太认得他的笔迹。” 温普直视着丹齐尔说，“你是否在暗示莫特莱克杀了康斯坦特先生？” “不，不，根本不是这样。”丹齐尔抗议道，“你还记得格罗德曼在写给《大千世界》的信上是怎么说的吗？他说对康斯坦特先生的生活了解得越多，对他的死亡方式也就会前进得更深入一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才来告诉你这些信息的。” “为什么你不把这些线索提供给格罗德曼先生呢？” “因为我想这些线索对你这个现役警官来说会更有价值。” “《我所抓过的罪犯》那本书是你写的？” “你怎么会知道？”温普的提问让他大吃了一惊。 “亲爱的坎特科特先生，我熟悉你的写作风格。那种高贵而独特的风格。” “是啊！这种风格已经把我暴露了不止一次两次了，”丹齐尔说。“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格罗德曼是一个乖戾的人。他要那么多钱和那么大的房子到底有什么用——就他那么一个毫无美感的人？这么说吧，如果他拿了我的线索，他转身就会把我踢出去而不给一文钱。” “没错，他就是这么一个精明的老混蛋。不过我也没从你带来的线索中发现什么不利于莫特莱克的线索啊！” “不！”丹齐尔失望地说，像是在害怕自己这次拿不到钱一样。“更重要的一点，莫特莱克先生还非常妒忌康斯坦特先生，把他作为竞争的对手。你想想，一想到康斯坦特可以毫无回报地为工友献身，而他却要靠活动经费才能养活自己，他不妒忌才怪。” “莫特莱克先生告诉过你他很妒忌康斯坦特先生吗？”温普的语调里满含着讽刺的意味。 “哦，当然啦！他这样跟我说过，‘那个人会带来不幸的。我不喜欢那种八面玲珑的慈善家掺和到他们不懂的事情中来。’” “是他的原话吗？” “他就是这么说的。” “很好。我的文件里有你的地址哦，拿一英镑去用吧。” “只有一个英镑！这对我一点用也没有。” “已经很多啦！我用一英镑可以办好些事呢！别忘了，我还有老婆要养呢！” “我还没有，”丹齐尔勉强地笑了一声，“也许我也能靠它凑合一阵吧。”说着他拿起了帽子和钱币。他看到女仆的时候险些撞翻了女仆手中的托盘。那个女仆似乎比他对这次邂逅更感兴趣。 “亲爱的，早上好啊！”女仆用挑逗的语气搭讪。“你把钱给我好吗？我正想要一顶周末戴的软帽呢！” 丹齐尔把钱给了她。下了楼，他重重地关上了房子的大门。这样的事情一天里竟然发生了两次。温普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他正忙着写晚上向局里递交的报告呢！明天开始他会给丹齐尔派个保镖，丹齐尔如果知道了，虚荣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但这个夜晚还没有人跟着他，因此他在克劳家吃了晚饭后，又一次去了格罗弗街四十六号。他没有抑制住自己的冲动，想再弄一英镑来。同时他还想借机奚落一下格罗德曼。既然在温普那里没有拿到什么钱，他只能再去找格罗德曼碰碰运气了。 “你还打算继续找凶手吗？”他问老侦探。 “我现在已经找到他了。”格罗德曼简洁地说。 丹齐尔不由自主地拉过了凳子。他发现和格罗德曼侦探说话就像玩九柱游戏一样困难重重。那个毫无美感的男人的言辞每次都会令他抓狂。 “为什么你不直接把他交给法庭？”丹齐尔轻声问道。 “啊——我还有些细节需要证实。不过那只是时间问题。” “哦，原来是这样。”丹齐尔说，“我能为你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吗？” “不，你活不长了。” 丹齐尔的脸色发白。“胡说八道！我比你年轻得多。”他喘着粗气说。 “是啊，”格罗德曼说，“不过你喝得太多了。” 七 当温普邀请格罗德曼去他位于国王十字车站的家中品尝葡萄干布丁的时候，格罗德曼略微有一点惊异。两人碰面时总会显得特别客套，以掩饰彼此的厌恶。如果两人关系不错的话，他们会坦率得多。在邀请函中，温普说他认为有个伴一起过圣诞节比孤身一人要好得多。一般来说，圣诞节多几个伴和你一起过会比较好一些，格罗德曼同样有这种想法。另外他还认为窥视一下温普家的内部情况也许会像观赏一部哑剧那么有意思。他非常期待这次聚会，因为他知道温普的邀请绝不仅仅出于“和平及善意”。 在圣诞晚宴上除格罗德曼以外，温普夫妇只请了一位客人，就是温普太太的外祖母，一个七十多岁的妇人。只有极少数人的祖父母在孙儿辈结婚的时候还活着，但温普并没有为此而沾沾自喜，因为老太太一直被妄想症困扰。比如说老太太总是说自己已经一百多岁了，为此她还特意找来了那个时代的衣服，女人为掩饰年龄而做出的努力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她还认为温普是为了让她成为家庭的一员才和她的外孙女结婚的。为了不让温普失望，在节假日里她总会陪着温普。威尔弗雷德·温普（那个本应处于偷果酱年纪的小男孩）在圣诞晚餐中显得非常精神，美中不足的是他根本不用花心思去偷果酱。小男孩的母亲一边指挥着仆人准备宴席，一边思忖着格罗德曼究竟比自己的丈夫聪明多少。当那个服侍他们的漂亮女佣暂时离开房间时，格罗德曼说她好像非常爱打听，这恰恰印证了温普本人的判断。虽然温普先生未曾发现这个女孩有什么可疑或令人不满的地方，但他想起在女佣前一位雇主为她提供的保证书上，甚至连“个性”这个词都拼错了。 当丹齐尔·坎特科特的名字被提及时，那女孩竖起了耳朵。格罗德曼发现了这一点，他继续打量着这个女佣，并决定暂时不向温普说明这事。在这种场合，当然是温普先提到了诗人的名字，虽然温普说得十分随意，但格罗德曼马上想到温普一定是希望从他那里刺探出一些事来。他的竞争对手竟然会想到用请他吃饭这种方式来查证诗人身上的疑点简直是太可笑了，这就像格罗德曼手上握有指证温普心腹女佣的充足证据，而又故意装出一副不想让温普知道的样子似的。格罗德曼非常享受这顿晚餐，他只是有点遗憾没能找到一个好的继任者。而温普此时却在想，格罗德曼竟然没有在一个经常陪伴左右的人身上发现疑点，这真有点太不可思议了。也许他真是老糊涂了吧。 “丹齐尔真是个天才，”格罗德曼说，“不过我在他的个性中也发现了一点可疑的地方。他曾经写过一首史诗，并为我朗读过它。这首诗从头至尾充满了邪恶。在第三行中还出现了‘死亡’这个字眼。我想你一定知道为我的作品润色的人就是他吧！” “不，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温普答道，“我想他一定没有多少工作要做。看看你最近在《大千世界》上发表的那封信吧！那样的文字难道还需要修饰吗？” “啊！我不知道你竟会有空阅读拙作。” “哦，是啊！我们都看过你的那封信了。”温普夫人插话道，“我还跟我先生说你的文章既有条理，又充满了智慧呢！从最后附上的那封死者写给未婚妻的信件来看，他毫无疑问是被别人谋杀的。我丈夫也是在看了你的信件后才确认了这点。爱德华，是不是这样？” 爱德华不安地咳嗽了几声。他老婆的话没什么错，不过在这个场合说未免太不顾及丈夫的面子了，格罗德曼一定会为此而嘲笑他。此时，温普觉得格罗德曼保持单身太正确了。格罗德曼像是也已经领会到了当时的滑稽情景，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容。 “在我出生的那个时代，”温普太太的外祖母说，“大概在一百多年以前吧，当时有个婴儿被谋杀了——” 听到这话，温普想如果当时被杀死的是她该有多好！他急切地想把话题重新转到坎特科特身上。“别在圣诞节谈这个，”然后他对格罗德曼笑了笑，“况且，谋杀也不是个令人愉快的话题。” “是啊！”格罗德曼附和道，“我们说到哪儿了？哦——刚才提到丹齐尔·坎特科特了吧。哈哈哈！太有趣了！也许他在帮我修订《我抓住的罪犯》这本书后，兴趣都转到谋杀上了呢！诗人是十分善变的。” 温普的眼神里闪出兴奋的光芒，他不禁蔑视起格罗德曼的昏聩来。而在格罗德曼的眼中却跃动着对温普的嘲讽；在外人来看，他的乐趣是以损害那位诗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在把对手的胃口吊到最高点后，格罗德曼突然放松了弦。 “不过丹齐尔也真够幸运的！”格罗德曼仍然用那种天真、滑稽的节日腔调说，“他在康斯坦特一案中有不在场证明。” “不在场证明！”温普说。“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他当时正和妻子呆在一起。他的妻子就是那个为我干活的女人珍妮。她碰巧跟我提过这事。” 实际上珍妮并没有跟格罗德曼说过这件事。在偷听了珍妮和诗人的几段谈话后，他猜出了两个雇员之间的关系。他有一次在和珍妮谈话的时候，无意间把诗人称作“你的丈夫”，这着实把那可怜的妇人吓了一大跳，她甚至没有勇气否认这一点。他只干了这么一次，不过这已经够他兴奋得了。至于前面所说的不在场证明，他并没有去询问珍妮。不过这个理所当然的事实显然能让温普感到灰心丧气。此刻，作为温普的座上宾，格罗德曼产生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爸爸，”威尔弗雷德·温普问，“什么是不在场证明？一种弹珠吗？” “宝贝，不是那样的，”格罗德曼说，“不在场证明是指当你被断定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实际上你却在另一个地方。” “啊！这一定和逃课差不多吧，”威尔弗雷德马上就把这个词汇联系到了自己身上，他的老师经常能揭穿同学为他所作的逃课证明。“不然丹齐尔就会被绞死吧！” 这是预言吗？温普愿意这样认为，这就像老天叫他不要相信格罗德曼一样自然。儿童经常会说出一些非常有哲理的话来，甚至有时并不是在读书的时候。 “一个世纪以前，当我还在摇篮里的时候，”温普太太的外祖母说，“偷匹马就会被绞死。” 他们费了很大劲才让她安静下来。 温普焦急地考虑着如何才能接近格罗德曼家的女佣。 格罗德曼同时也在想着如何才能更多了解一些温普家的家事。 两个人谁也没能在圣诞晚会上得到任何自己需要的信息。 圣诞节后的第一天阴雨不断。细雨绵软无力地在空中飘落。人能够在夏季的假日承受这种天气，甚至可以说是欢迎这种天气，但把它放在十二月的圣诞假期里那可真是再糟不过了。的确应该想些办法来控制一下天气老人的施法。当他知道节日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可以多调用一点贮存的雨水资源。今天看来他的存货不多，只能让雨水一点点向外流出。有些时候，冬日会虚弱无力地露一下头，然后马上就躲进乌云后面去了。尽管那些度假者想要好好享受一下日光，每当有那么点希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成群地从屋里涌出。但出门后往往又会碰到新的一轮降雨，他们只得打起雨伞，街道又重新变回移动蘑菇组成的花园了。 丹齐尔·坎特科特穿着毛皮大衣坐在打开的窗户后面看着街道上的雨景。吃完饭后，他一边悠闲地抽着烟，一边又老生常谈地与克劳一起谈论有关美学的问题来。他们呆在二楼克劳的卧室里，从这里俯视米尔恩路的视野无疑要比靠里的客厅好许多。克劳夫人虽然明令禁止在卧室抽烟，但彼得并无意把诗人朋友和他的香烟从卧室驱赶出去。他认为吸烟和诗歌有一些共同点，当然不包括它们都是不良嗜好这点在内。另外，克劳夫人此时正在厨房里发着火呢，她本打算利用圣诞假期与彼得带着孩子们一起去维多利亚公园游玩。（她曾经梦见过水晶宫，但圣诞老人显然不会给鞋匠的孩子准备什么礼物。）现在她更不能拿她帽子上的羽毛去冒险。九个小家伙在楼梯上推来搡去表达着他们的不满。彼得觉得克劳夫人以某种方式把他和下雨联系在了一起，这让他很不高兴。他已经失去了向迷信分子指出《利未记》和《所罗门之歌》间矛盾之处的快感了，难道这还不够吗？克劳可没指望过总会有这样的天气。 “你仍然要把‘美丽’这个称号赋予大自然吗？”他指着昏暗的天空和滴水的屋檐对丹齐尔说，“这天可真够得上丑陋了！” “确实够丑陋的，”丹齐尔承认道，“但丑陋难道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吗？你必须看得更深一些才能发现这点；这种洞察力是只有少数人才有的宝贵天赋。对我来说，这黯淡忧愁的雨水和被大海洗劫的城市废墟一样可爱。” “好啊，但你一定没有兴趣走出去置身其中，”彼得·克劳说，这时细雨突然转变成了倾盆大雨。 “我们总不会每时每刻都去亲吻自己喜欢的女人吧！” “就拿你来说吧，丹齐尔。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大自然是否是丑陋的。看看，莫特莱克朝这边过来了！老天，再淋一分钟他就要成落汤鸡了。” 工人领袖正低着头穿过街道，他好像对这阵暴雨并不怎么在意。他甚至没有立刻听到克劳先生招呼他避雨的呼喊声。当听到招呼声以后，他潇洒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我无法给你提供一间公爵夫人式的客厅。”彼得生气地朝着他喊。 汤姆转了一下店门上的把手，走了进来。世上再没有什么事比怀疑他变得骄傲而想同老朋友断绝关系更让他生气的了。九个小捣蛋鬼任性地抱着他那湿漉漉的膝盖，汤姆撒了一把铜币才使他们散开。彼得特意走到楼梯口来迎接他，深情而又敬慕地与他握手，然后把他引入了克劳夫人的卧室。 “汤姆，请不要介意刚才我所说的话。我是个普通男人，我总会说出最极端的话！但请你相信我，汤姆，有时我说出的话是无心的，”彼得略带顽皮地说。他强装出笑容以掩饰先前的不快。“我猜你一定认识坎特科特这位诗人吧？” “哦，我们当然认识。汤姆，近来可好？”诗人说，“最近还看《纽波克先驱报》吗？看到它我就会回忆起过去那段好日子，你呢？” “和你差不多，”汤姆说，“我非常希望能回到那个时候。” “一派胡言，可别再这么说了，”彼得忧虑地说。“看看你为那些工人做的好事吧！看看你帮他们解决了多少问题！汤姆，请别浪费了你的天赋。千万别再产生那种回到排字车间的想法了！体力劳动就留给我们这些没有天赋的普通人来做吧，我们是那种只要能应付日常生活（只知道自己没有灵魂，得不到永生）除了自己和妻子儿女，什么人都顾不上的男人。但像你和坎特科特这样的人——你们如果再拘泥于家长里短的事那就不好了。我并不认为坎特科特的哲学对大众会有什么价值，美对于那些不愁吃穿的人来说可能非常有价值，但我只要实实在在地过日子。莫特莱克，你是来向我收钱的吧！我知道我捐献给工人基金会的钱实在太少了，但我现在确实没钱给你。老天可以给我证明，也只有他老人家才能洞悉世间的是非曲直。汤姆，你给我们工人带来了真正有用的东西，那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东西啊！” “苏格拉底曾说过有用的一定也是美丽的，”丹齐尔说。 “可能吧，”彼得说，“但美丽的不一定是有用的。” “一派胡言！”丹齐尔说！“杰茜——我的意思是戴蒙德小姐又怎么样？她和你在某些方面有点相像。她总是让我想起格雷斯·达林。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已经死了！”汤姆唐突地说。 “什么？”丹齐尔的脸突然变得像圣诞节游行花车上的木偶一样煞白。 “报纸上不是都登了嘛，”汤姆说。“到处都写着她和那艘救生艇的事。” “你说的是格雷斯夫人啊！”丹齐尔明显松了口气。“我说的是戴蒙德小姐。” “你用不着对她这么感兴趣，”汤姆不友好地说，“她也不喜欢别人这样。啊，雨停了。我该走了。” “别着急，汤姆，再呆会儿吧！”彼得祈求道。 “我经常在报上看到你的事迹，但却很少看到你。我现在没空去听你的演说。但我确实该让自己休息一下。你下一次登台演讲是什么时候？” “哦，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演讲，”汤姆浅浅地笑了一下，“不过下一次对公众的演讲安排在一月二十一日，那天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的肖像将在弓区工人假日俱乐部揭幕。俱乐部管事的人已经邀请了格拉斯顿和其他一些大人物出席。我真希望格拉斯顿能够接受这份邀请。我们只有在这种非政治性的集会上才能同台演讲，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在憧憬中忘却了失落和怒气，谈吐也比先前更有生气了。 “不。汤姆，我可不希望看到那一幕，”彼得说，“格拉斯顿是个笃信《圣经》的卫道士，他认为君主制是不可动摇的。他是激进分子的头目，非常具有危险性。他的眼中只有王权，我才不愿意你和这样的人同台演讲呢！” “坎特科特先生！”克劳夫人的声音打断了这番激烈的辩论。“有位‘绅士’来拜访你。”说到“绅士”的时候，克劳夫人的语调里仿佛有种轻飘飘的得意劲儿，高兴得好像拿到了一周的租金。汤姆进来的时候，正争论不休的克劳先生和坎特科特已经离开了窗前，并没有注意到紧跟其后的另一位来访者。这位来访者在把来意说明之前，耐心地倾听了克劳夫人的一番唠叨。 “坎特科特，如果是你的朋友就让他上来吧，”彼得说。丹齐尔看见了温普，但他并不确定温普到底算不算是他的朋友，他也不愿单独面对温普。“莫特莱克在楼上，”他对温普说，“你想上楼来见见他吗？” 温普本打算只和丹齐尔谈谈，但他对丹齐尔的提议并没有反对，像先前莫特莱克一样艰难地穿过九个小家伙组成的地雷阵进入了克劳夫人的卧室。房间里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组合。他原本没指望在假日能碰上几个人，但他并不希望浪费宝贵的调查时间。格罗德曼今天是不是也在调查呢？幸运的是，丹齐尔提出了让他上楼的建议，这样他就不必担心莫特莱克会对他有所防备了。 莫特莱克在见到侦探的时候绷起了脸。总的来说他对警察非常反感。丹齐尔先向克劳先生介绍了温普的名字，但克劳依然不知道来人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过他对能认识丹齐尔的上层朋友感到非常高兴并热情地致以问候。也许他是一位比较著名的编辑吧，克劳依稀觉得以前在哪儿看到过这个名字。他叫来最大的那个孩子，让他出去买啤酒（人总会有自己的癖好），并略带惶恐地向“孩子他妈”要酒杯。“孩子他妈”晚上一定（在同一间卧室里）会向他抱怨买啤酒的钱足够为四五个孩子付一周的学费了。 “温普先生，我们正谈到康斯坦特先生的肖像呢！”克劳不知就里地说。“莫特莱克告诉我他们正准备为康斯坦特先生的肖像揭幕，这个仪式初定在明年的一月二十一日。” “是啊！”温普应道。他对不必费心去转换话题而感到高兴。“克劳先生，那件事真是神秘莫测啊！” “我们确实应该为他树碑立传！”彼得热切地说，“太不幸了，在康斯坦特工作和遇难的地方纪念他是件理所应当的事。”说着修鞋匠抹去了一滴泪珠。 “是啊！非得这样才行！”莫特莱克热切地回应道，“他不仅身世非常尊贵，而且是个慈善家——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完全无私的人。” “他就是那样的人，”彼得说，“他表现出了一种真正的无私，他真是太可怜了。整件事真是太可怕了。他和我一样追求真实的生活。我从没见过像他那样的人。真希望他能早日进入天堂！”他用红色的手绢重重地擦了一下鼻子。 “嗯，如果有那种地方的话，他一定已经在那里了，”汤姆说。 “我希望他可以进天堂，”温普热诚地说。“但我可不想像他那样死。” “汤姆，你是不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丹齐尔问。 “哦，并不是这样，”汤姆立即接过话头。“你还记不记得他跟在我的后面出门了。至少达普顿太太在审讯中是这么说的。” “汤姆，在那晚你和康斯坦特最后的那段谈话中，”丹齐尔说。“他有没有说过什么会让你联想到——” “没有，怎么可能有！”莫特莱克不耐烦地打断了丹齐尔的话。 “汤姆，你真的认为他是被谋杀的吗？”丹齐尔问。 “关于这一点，温普的意见比我的要有价值得多，”汤姆试探着回答，“也许是自杀吧。人类经常会产生厌世情绪——特别是在他们感觉厌倦的时刻。”他颇有深意地补充了一句。 “啊！不过你是目前所知的最后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了，”丹齐尔说。 克劳笑了，“汤姆，他盯上你了。” 但他们没能让汤姆在克劳家待多久，当他离开的时候，心情仿佛比来的时候更差了。温普紧接着也离开了。克劳和丹齐尔留下来继续永无休止地讨论他们关于现实和美的话题。 温普朝西走去。他手里已经有了几条线索，最终他发现自己走进了肯赛格林公墓。进入公墓以后，他一边在墓地间穿梭，一边注意着每块墓碑上的死亡日期。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墓地里埋葬的死者颇令人羡慕。昏暗潮湿的天空、蒙蒙的细雨、光秃秃的大树、湿软的泥土和散发腐臭气味的草地——这一切无不引领着世人离开平淡无奇的生活，进入温暖而又舒适的墓穴之中。侦探敏锐的眼睛突然在墓碑间捕捉到一个人影，他的心开始狂跳起来。那是一个披着灰色围巾、戴着棕色帽子的妇女。她没有打伞，正站在一块栏杆围住的墓碑前。雨点悲伤地打在她身上，但似乎并没有在湿透了的外衣上留下什么痕迹。温普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但她根本就没留意到温普。她一直低着头看着墓碑，似乎墓碑具有邪恶的诱惑力似的。温普的视线随着妇人投向碑文。墓碑上只是简单地写着死者的姓名：“阿瑟·康斯坦特。” 温普突然拍了拍妇人的肩膀。 达普顿太太的脸色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她转过身，茫然不解地看着温普。 “你一定还记得我，”他说，“我为这可怜人的案子去过你家一两次。”此时他的视线依旧停留在墓碑上。 “啊！我想起来了！”达普顿太太说。 “过来避避雨吧！你一定已经湿透了。” “先生，不碍事。我不会再受任何伤害。风湿病已经跟了我二十个年头了。” 达普顿太太不大愿意接受温普的好意，这倒不是因为他是个男人，而是因为他是个绅士。达普顿太太希望上流社会的人能够保持他们的风度，不应被下等人弄脏了衣物。“这雨会一直下到新年，”她告诉温普。“有人说过‘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始，那么注定会有一个更糟的结局。’”达普顿太太是那种你一见就知道是没心没肺的人。 “你到离家这么远的晦气地方干什么来了？”侦探问。 “今天是公共假期，”达普顿太太提醒着侦探，语气里透露出一丝惊诧。“公共假期我总要出门远足。” 八 新年里达普顿太太家迎来了新房客，这是一位留着灰色长须的老年绅士。他租下了康斯坦特先生生前住过的两间房子，开始在那里安度晚年生活。房东一般无法在市场上把闹鬼的房子（据说常有冤魂在这类发生过谋杀案的房间中游走）租出高价。如果“巴尔福爵士的手段”能够把物价水平降低到农民可以承受的水平，那么整个爱尔兰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这位新房客为租下这两间房却付出了不菲的租金，人们不由得怀疑起他是否对鬼魂有什么特殊的偏好，进而又猜测他可能是鬼魂研究会的一员了。邻居们把他想象成又一个疯狂的慈善家，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显得神智不正常的举动。莫特莱克经常会在楼梯过道间遇见这位新房客，但他根本没对老人费什么心思，需要他关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虽然他在工作上比以往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但却仿佛失去了工作的原动力。有时他让自己沉浸在对演讲的痴迷中——通过对不公的憎恨以及对弟兄们苦难的同情来发泄自己；但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个人埋头苦干着。有时他也会有一些短途的旅行，今天在这个小城镇，明天又换个地方。各处听演讲的仰慕者都发现他脸色憔悴，给人一种劳累过度的感觉。于是就有人开始讨论筹集一点经费资助他到欧洲大陆度假的事情——让他去享受一个靠他每周几英镑收入无法得到的假期。那位新房客无疑会参加这次募捐行动，他像是很喜欢在莫特莱克外出的夜晚出入其房间。每当这时，他会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吵着一墙之隔的房东太太。毕竟，温普是个安静的男人。 一月二十一日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东伦敦处于一片欢腾之中。格拉斯顿先生同意出席为阿瑟·康斯坦特肖像揭幕的典礼，这幅画像是由一位不知名的人士捐赠给弓区工人假日俱乐部的，这将会是一次盛大的典礼。这个典礼与党派政治无关，因此不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有向主办人索票的权利。更不用说那些尊贵的夫人们了。大多数工人委员都希望能亲自参加这次聚会，所以外界索票的申请十有八九都被组委会拒绝了，这种情况并不鲜见。组委会委员们内部议定在分配门票时不考虑男女平等的因素，这也是劝退那些说起话来和格拉斯顿先生一样滔滔不绝的女眷的唯一办法。每个委员会的成员回家都会告诉自己的姐妹、姑婶以及远房的女眷，其他委员都坚持把票让给了别人，作为少数派的自己怎么好意思再去要票呢？ 克劳先生并不是工人俱乐部委员会的成员，但他十分期盼能够聆听他所轻视的那位演说家的演讲。幸运的是莫特莱克先生还记得鞋匠希望听他演说的愿望，在典礼的前夜特地送来了一张门票。当他还在为得到门票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丹齐尔·坎特科特在不辞而别三天后突然回家了。他全身衣服又脏又乱，帽子歪斜，络腮胡纠结着，眼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鞋匠看到他的模样时，差点把手中的门票掉在地上。“嘿，坎特科特！”他招呼道。“发生什么事了？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忙死我了！”丹齐尔说。“快给我来杯水吧。我的嗓子现在和撒哈拉沙漠一样干。” 克劳进里屋拿水，费尽全力不让克劳夫人知道他们的房客回来的事。在诗人离家期间，“孩子他妈”毫无顾忌地大发了一通牢骚，她用的那些词汇与诗人这么文雅的职业一点也不相称，她不假思索地把诗人称为寄生虫和卑鄙的骗子，说他一定是为了躲避房租而溜走了。她断言自己的混蛋丈夫再也不可能看到那个坏蛋了。不过，这次克劳夫人的判断显然是错的。丹齐尔又回来了。但克劳先生并没有产生丝毫胜利感，他并不准备到妻子的面前宣告“看看！他不是回来了嘛”。在他的悲苦生活中，这样的时刻本应为他带来比宗教更大的安慰。不幸的是，取水必须要去厨房。他是个有节制的男人，因此中午拿水喝的反常行为还是引起了克劳夫人的注意。他只得把诗人回归一事向夫人和盘托出。克劳夫人马上跑进店铺以验证丈夫的说辞。克劳只能沮丧地跟在她的身后，盯着一路上从杯中流下的一串溢出的水珠。 “你这个没用、愚蠢的废物，他到哪儿——” “哎，孩子他妈。让他喝点水吧。坎特科特先生渴了。” “他会关心我的孩子是否挨饿吗？” 丹齐尔贪婪地把水一饮而尽，好像喝的是白兰地一样。 “夫人，”丹齐尔咂着嘴说，“我非常关心你的孩子，生命中没什么事能比听到一个小孩，一个可爱的孩子——世上最美丽的生灵，在挨饿更让我感到悲伤的了。你对我有误会。”他的声音颤抖着，仿佛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泪水开始涌出他的眼睛。 “误会你？我才没什么空去误会你呢，”克劳夫人说，“我恨得都想把你绞死。” “别说那种丑陋的事情。”丹齐尔紧张地摸起了脖子。 “好，那你说这几天你干什么去了？” “为什么这么问？你说我会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会去干什么？我想一定又发生了一起谋杀案。” “什么！”丹齐尔手中的玻璃杯摔在地上，顷刻裂成碎片。“你这是什么意思？” 克劳夫人恶狠狠地盯着自己的丈夫，顾不上回答丹齐尔的诘问。克劳看着老婆的表情，马上明白了其中的含义：“你把我最贵的杯子打碎了，你又浪费了三个便士，这相当于四五个孩子一周的学费啊。”彼得希望她把怒火转到丹齐尔身上，毕竟丹齐尔比自己更能应付她的发作。于是他蹲下身体，开始细心地捡起玻璃片来，仿佛这些碎片是从世界上最大的伊努尔钻石上掉下来的一般。这样一来，克劳夫人怒气冲冲的脸庞就可以越过他的头顶，直接对准坎特科特了。 “我是什么意思？”克劳夫人学着丹齐尔的腔调，就好像谈话没有被打断过一样，“我是说你要被人杀了那才好呢！” “你的想法真够污秽的啊！”丹齐尔咕哝着。 “是啊！但照你的说法，这却是有用的想法，”克劳夫人说。显然她跟彼得这么多年的日子不是白过的。“既然你没有被人谋杀，那么你这些天到底干什么去了？” “亲爱的，亲爱的，”克劳连声恳求道。他四肢着地，像落魄的狗一样抬头张望着。“你要记住自己不是坎特科特的保护人。” “哦，不是我吗？”克劳夫人马上回应道，“我倒想知道，现在到底是谁在养活他？” 彼得继续拾捡地上的钻石碎片。 “我对克劳夫人没有任何秘密，”丹齐尔恭敬地解释道，“我这些天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准备推出一份新的报纸。我已经连着三个夜晚没有睡觉了。” 彼得崇敬地仰望着丹齐尔饱含血丝的双眼。 “我在街上遇到位有钱人——那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对这次‘邂逅’兴奋异常，顺便和他谈起了我酝酿了好几个月的想法，他答应承担办报纸的一切费用。” “什么样的报纸？”彼得问。 “你怎么会问这种问题？除了传播美的文化以外，还有什么能让我日以继夜地投身其中呢？” “那就是报纸的主题？” “是啊！报纸的一切都会围绕‘美’展开。” “我知道了，”克劳夫人哼了一句，“又是那种登满了女明星照片的报纸。” “照片？才不会呢！”丹齐尔说，“那只是真实，还算不上‘美’。” “报纸的名字是什么？”克劳问。 “啊，彼得，那还是个秘密！我倒情愿不给报纸起任何名字。” “你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是个普通男人，我想知道不起名字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我有某种天赋，我一定希望自己的名字被别人知道，那是再自然不过的想法。” “不自然，彼得，一点也不自然。我们生来都是没有名字的，而我只是想同大自然贴得更近些。传播美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信吗，克劳太太？” “没有，”她厉声说，“但有一位叫格罗德曼的绅士来找过你。他说你有段时间没去见他了，听说你失踪后他看上去非常生气。你欠他多少钱？” “是他欠我才对，”丹齐尔生气地说。“我帮他写了本书，他却独享了所有的荣誉，那个老滑头！甚至在那本书的扉页上都没有出现过我的名字。彼得，你手上这么宝贝的是张什么门票啊？” “这是今晚为康斯坦特肖像画揭幕的门票。格拉斯顿先生会在仪式上发表演说，能搞到这张票可真不容易啊！” “格拉斯顿！”丹齐尔不屑地说，“谁想去听那样一个毕生都在致力于破坏教会和国家的人的演讲。” “我却认为他是一个毕生致力于支撑摇摇欲坠的宗教和君主制的家伙。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有天赋的人，我非常期待聆听他的演讲。” “我一点都不想去听，”丹齐尔说。他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当克劳太太泡好一杯浓茶让个孩子给他送去时，那孩子发现他衣服都没脱就躺在床上毫无美感地打起呼噜来了。 夜更深了，这是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夜晚。白教堂路上挤满了喧闹的人群，好像是星期六晚上一样。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像夜市上小贩的灯似的时隐时现。所有的人都在期待着格拉斯顿先生的到来。他从西弓区来这儿肯定要经过这条马路。但除了俱乐部礼堂周围的人群以外，没有人看到他或他的马车。也许这一路他基本上搭的都是火车。如果让这样一个尊贵的人坐马车的话，那他很有可能会患上风寒，或是在颠簸中把头撞在一侧的车窗上。 “只有德国王子和暴君才能得到这样的待遇，”克劳一边拖着步子朝俱乐部的方向挤去，一边愤愤不平地说。“我们得把米尔恩路用彩旗和蓝色火把装饰起来。但他很可能会看出这种假象，毕竟他太熟悉伦敦了，你没有办法瞒住他任何事情。也许那些君主对城市有着各种奇怪的想法，他们可能幻想所有人都在飘扬的彩旗下生活，在象征胜利的拱顶下游行，就好比我穿着礼拜日的盛装手缝鞋一样。”克劳今天打破常规穿上了周日的盛装，这似乎更突出了他的类比。 “为什么生活不能变得更美好？”丹齐尔说。诗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湿粘的泥巴从衣服上刷下来，他洗了把脸，但眼睛还是因为连夜沉浸在创造美的工作中而充满了血丝。丹齐尔出于朋友义气陪着克劳一起来到了俱乐部的门口，而格罗德曼则悄无声息地跟在丹齐尔的身后。温普的助手是最不显眼的一个，他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格罗德曼。各色人物不断挤到俱乐部周围，因此警察、门卫和工作人员费尽周折才把没票的人潮挡在了外面，而那些有票的人同样要费上一番工夫才能挤进俱乐部大门。街道上挤满了渴望看上格拉斯顿一眼的人们。莫特莱克乘着一辆马车过来了（他的头不自觉地摇动着，左摇右晃地前后致意），接受着各方的致意。 “就送到这儿吧。再见，坎特科特先生。”克劳说。 “彼得，不急，我要看着你进门。” 他们肩并肩艰难地挤出了一条路。 既然已经发现了丹齐尔，格罗德曼就再也不会跟丢他。他只是在无意间看到丹齐尔的，因为他恰巧也正要去参加揭幕典礼。众所周知他正投身于解开谜团的任务中，因而他也被组织者邀请参加这次活动。他跟旁边一个对他说着“啊，先生，您来了”的警察打了个招呼，接着就准备去跟踪丹齐尔。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并不介意失去格拉斯顿演讲所带来的乐趣。逮捕行动不能再拖下去了。 但丹齐尔看上去似乎要跟着克劳进去。这对格罗德曼来说再好不过了。他同时可以享受到两项乐趣，但丹齐尔在进门时被门卫拦了下来。 “先生，你的票呢？” 丹齐尔努力挺直了身体。 “媒体人员，”他威严地说。所有新闻记者的庄严和荣耀都集中到了这个高傲的字眼上。天堂上已经满是那些能吓倒圣徒的记者了，但门卫偏偏不信这个邪。 “先生，你是哪个报社的？” “《纽波克先驱报》，”丹齐尔唐突地说。他猜测自己的骗术应该不会被识破。 “《纽波克先驱报》吗？”站在旁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几乎没等他说完便说，“让他进去吧。” 丹齐尔一转眼就溜了进去。 正当丹齐尔和门卫进行争论的时候，温普也来到了俱乐部门口。就算是他也没能掩盖住脸上的激动表情。他的眼神里洋溢着激情，嘴角不住地抽动着。他恰巧也在丹齐尔的身后，在俱乐部入口处跟格罗德曼撞了个满怀。两人都专注于他们接下来所要采取的行动，以致他们肩并肩地挤撞了几秒钟才认出对方。然后两人便热烈地握起手来。 “格罗德曼先生，我好像看见坎特科特刚刚进去，是不是这样？”温普问。 “我倒没有注意，”格罗德曼以一种完全无所谓的腔调回答。 温普打心眼儿里感到兴奋。他觉得自己的妙计将会在非常轰动的情况下得以实施。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将让全国的——不，是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因为在弓区发生的谜案不是已经被天底下所有的语言都反复讨论过了吗？在当今这个电报穿梭的世界上，罪案会以最快的速度传遍全球，温普作为破案的关键人物无疑会得到世界性的赞誉，这在以往是少数几个艺术家才享受得到的特权，他觉得自己是当之无愧的。如果罪犯用天才般的狡诈来策划一起谋杀案，那么他就能用占卜师般的敏锐去揭开它。他以前还从没把如此破碎繁杂的线索拼在一起过。他不能放过一个在公开场合衬托下执行一项轰动计划的机会。毕竟他在骨子里就是个戏剧化的人。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设计出强烈戏剧化情节的剧作家，而特鲁里街的舞台突然提供了上演他的戏的机会。傻瓜才会拒绝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尽管格拉斯顿先生的出席以及典礼的性质会让他稍微犹豫一下。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因素又对他构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温普走进会场，在丹齐尔后面找了个位子。所有的座位上都被标了号，因此先到的人都以占据他人的位置为乐。丹齐尔坐到了前排邻近中央过道边的预留席上，克劳却规规矩矩地缩在了大厅后方一根立柱后面的角落里。主办者为格罗德曼在讲台上安排了一个坐席，从那里可以方便地进出左右两边的台阶，但他一直把目光锁定在丹齐尔身上。可怜的理想家的画像被棕色麻布包裹着悬挂在格罗德曼后侧上方的墙上。礼堂内充斥着出席者刻意压低的嗡嗡的谈论声，当一些弓区有名的人物在讲台上落座时，这些声音不时会被一阵欢呼声所打断。讲台上坐着当地几个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家、一些议员的跟班、三四个工人领袖、一两个所谓的慈善家、一些“托因比”福利机构的雇员、俱乐部的主席和高层管理人员，以及死者的亲属和朋友们，其他的则是些除了脸皮厚没什么理由坐在那儿的人了。格拉斯顿迟到了——他比莫特莱克晚到了一会儿，当莫特莱克首先进场时，大厅里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有些人开始狂叫着“他是个好家伙”，好像这是个政治集会一样。格拉斯顿进门时正好遇到这一场面，喧闹洪亮的歌声淹没了通报老人到来的零星欢呼声。欢快的歌声让莫特莱克满脸通红，就好像在他面前打开了瓶香槟，他的眼眶渐渐湿润了。他仿佛看到自己在热情的波浪中游向新的世纪。啊，该怎样报答这些贫苦的兄弟们对他的信任呀！ 出于一贯的谦逊和体贴，格拉斯顿先生拒绝亲自为阿瑟·康斯坦特的肖像揭幕。“那份荣耀，”他在先前写给组委会的明信片上说，“更应该交给莫特莱克先生，一个据我所知和死去的康斯坦特先生私交甚好，并和他在不同的组织严密或不严密的劳工计划中有过许多合作的人，他们把美好的愿望——自我修养和自我约束的意识，传播给弓区的每个工人。那些工人在我看来是非常幸运的，他们有（不幸的是，只是暂时享有）这样两个有着如此无可置疑的能力并且诚实的人来弥合他们的分裂，引领他们走到一起，尽管我并不认同他们所走的这条充满曲折的道路，但它也许能够引领他们更接近自己的目标，我们希望帝国的工人阶级在没有拖延的情况下，能够早日实现这样的目标。” 格拉斯顿先生的演讲就是明信片内容的扩展，他的演讲不时被欢呼所打断。演讲中唯一带有新意的内容是他以优雅动人的方式揭示了一件到目前为止还是秘密的事——画像是由露茜·布伦特，那个本来将成为阿瑟·康斯坦特妻子的人绘成并送给弓区工人假日俱乐部的。这幅画是他生前坐在她的对面时画下的，在他死后她通过拼命完成画作来抑制，同样也可以说成是发泄着她的悲痛。这个事实为全场带来了最后一丝悲怆。克劳拿着红手帕掩面哭泣，甚至连温普眼中那兴奋之火也暂时被突如其来的一滴眼泪所熄灭。露茜·布伦特的悲剧使他想到了温普夫人和小威尔弗雷德。格罗德曼则被演讲感动得哽咽了。丹齐尔·坎特科特是大厅中唯一不为所动的人，他觉得这一幕简直是太美了，一定得把它谱写成优美的诗句。 在演讲的结尾部分，格拉斯顿先生邀请汤姆·莫特莱克来为画像揭幕。汤姆站起身来，他脸色苍白，显得非常激动。他在碰到幕布上的绳子时迟疑了一下，似乎被如潮水般涌来的情感所压制。露西·布伦特是不是在他的内心深处掀起了波澜？ 棕色幕布随着绳子的滑动落到了地面上——康斯坦特的面貌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全场观众的面前。由死者爱人描绘的每一部分都充满了活力：漂亮真诚的脸，忧郁和善的眼睛，高贵的眉毛，好像仍在为着劳工的权益而殚精竭虑着。大厅中的人在看到画像的瞬间都被感染了——人群中涌出一阵深沉含混的低语声。哦，多么悲凉，多么令人惋惜啊！每一双因激动而润湿的眼睛都牢牢定格在画中的死者，以及站在画布边那苍白而激动不安的生者身上，他显然无法开始进行演讲。突然一只手搭到了这位工人领袖的肩上，温普清晰而果断的声音顿时响彻整个大厅——“汤姆·莫特莱克，我以谋杀阿瑟·康斯坦特的罪名逮捕你！” 九 一时间大厅里出现了一阵可怕的静寂。莫特莱克的脸色变得和死尸一样，他身边画像上死者的面容倒是焕发出生命的光彩。对于过分紧张的旁观者来说，画像上死者沉思的眼睛似乎散发出一种忧郁却又坚定的威胁力，充满着毁灭的电光。 这是一个恐怖的对比。对于温普来说，画像上死者的脸有着更为悲惨的含义。观众看上去都愣住了。他们或站或立，姿态各不相同，表情却是一致地僵硬。阿瑟·康斯坦特的画像主宰了整个会场，仿佛那是死寂的大厅中唯一活着的东西似的。 这阵死寂并没有持续多久，莫特莱克马上挣脱了侦探的手。 “朋友们！”他出离愤怒地向台下呼喊，“这是警方的阴谋。” 他的话语缓解了现场的紧张气氛。惊讶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一阵沉闷而激动的吵闹声回应着莫特莱克的呼声。一个小个子修鞋匠从柱子后面冲了出来，跳上一把长凳，眉毛激动地扬了起来。刹那间他仿佛成了一个遮蔽全场的巨人。 “朋友们！”他用最纯正的维多利亚腔向全场吼着，“听我说，这个指控完全是卑鄙该死的谎言。” “棒极了！” “大家都听他说！” “万岁！” “是啊！” 大厅各处回响起震耳欲聋的怒吼声。每个人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到了极点。 “朋友们！”彼得继续竭力叫喊，“大家都认识我吧。我是个普通男人，因此我想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可能谋杀最好朋友的人？” “不是！”大厅里响起一阵坚定的呼号声。 温普没有想到莫特莱克会有这么大的号召力。他站在讲台上，和自己眼中的犯人一样苍白和焦躁。 “如果是他干的，为什么警方没能在第一时间证明这点呢？” “听啊！大家仔细听他说！” “如果警察想逮捕他，为什么不能等到仪式结束以后呢？汤姆·莫特莱克不是那种会逃走的男人啊！” “汤姆·莫特莱克！汤姆·莫特莱克！让我们为汤姆·莫特莱克欢呼吧！” “加油，加油，万岁！” “给警察喝三声倒彩！” “哦！哦！哦！” 温普的戏演得并不好。他感觉自己像个听着观众嘘声的剧作家一样。他这时倒有点希望自己在没做好充分准备之前，不要有刚才那番戏剧化的举动了。散布在大厅各处的警察无意间已经集中在了讲台的周围，而讲台上的人此时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他们从椅子上站起来拥到了一起，甚至连能言善辩的格拉斯顿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倒彩声渐渐退去，对莫特莱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敲着手杖和雨伞，挥舞着手绢，轰鸣声越发响亮了。大厅外混杂的人群这时也开始欢呼起来，方圆几百码之内的人都毫无因由地兴奋着涨红了脸。最后汤姆挥了挥手——轰鸣声渐渐减小，消失了。预想中的犯人竟成了全场的主宰。 格罗德曼站在讲台上，抓着椅背，眼中闪现出好奇而嘲讽的魔鬼般的眼神，唇边浮现出些许笑意。他现在没有马上逮捕丹齐尔·坎特科特的必要了。温普捅了一个惊人而巨大的娄子。格罗德曼此时觉得非常愉悦平静。他开始积聚力量，准备去赢得一项令人瞩目的比赛。他仿佛已经听到了法官的宣判，此时的丹齐尔在他眼中仿佛也变得有些亲切了。 汤姆·莫特莱克开始说话了，他的表情非常严肃，巨大的身形高傲地挺了起来。他用标志性的动作把黑发从前额往后捋。看到他的姿势，激动的观众们闭紧了嘴巴；站在后排的人急切地向前倾斜起身体；记者们屏住呼吸，生怕错过一句话——伟大的工人领袖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会对观众说些什么呢？ “主席先生，在座的各位绅士们。俱乐部把今晚为弓区伟大的慈善家和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康斯坦特先生肖像揭幕的任务交给了我，在悲痛的同时，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在死者生前和他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我和他在某些方面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除了这两点之外，我并没有更多的理由得到这个光荣的任务。先生们，我相信每当我们想起死者时，都能从他的梦想中得到激励。他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另外，正如格拉斯顿先生所说，他还活在心爱之人的画作中。”莫特莱克停顿了一下，他那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归于平静：“也许阿瑟·康斯坦特留下的影响暂时还不能让我们这些卑微的弓区工人得益，但至少我们可以走在他在迷雾中为我们点起的亮光里——那是一盏渗透着自我奉献和兄弟情谊的长明之灯。” 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厅里响彻欢呼声。汤姆·莫特莱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对温普来说，这个人胆大到了极点；对丹齐尔而言则是接近于完美。整个会场又一次陷入沉寂之中。格拉斯顿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在他充满传奇的经历中从没遇见过如此非凡的场面。他试图想在一片沉默中站起身来，这时温普重新把手放在了汤姆的肩膀上，打破了现场的僵局。 “静静地跟我走，”他说。他发出的声音虽然和耳语差不了多少，但是因为安静的缘故，因此这句话还是传到了大厅里的每个角落。 “汤姆，不要跟他走！”彼得的呼声率先响彻全场。他的号召激起了场内每个人胸中的反抗之情，人们纷纷轻声讨论起来。 汤姆站了起来，场内又一次平静了。“朋友们，”他说，“让我去吧，不要再为此喧哗。明天我还会和你们在一起。” 但此时工人俱乐部会员的血都已经沸腾了。人们纷纷从座位上冲了出来，现场一片混乱。汤姆没有动弹。彼得带着五六个人冲上讲台，把温普扔到了一边，他们在汤姆的座位旁围成了一个圆圈。讲台上其他的人像老鼠一样从中间向四周惊惶逃窜。有些人聚在一起畏缩在角落里，还有些则从后门溜了出去。委员会的人暗自庆幸他们今天把女性排除在外了。格拉斯顿先生的随从们拥着老人上了马车，尽管那里很可能会发生一场史诗般的战斗。格罗德曼站在讲台的一角，私底下他觉得台上发生的一切真是可笑极了，他暂时不去关心丹齐尔·坎特科特，那个人正在楼上的酒吧放松神经呢。礼堂里的警察吹起了警笛，警察从门外和临近的区域冲了过来。一个讲台上的爱尔兰众议员激动得拿雨伞当棍子一样挥来挥去，他好像忘了自己新近建立起来的威信，回到了在街头游走的斗争年代。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用警棍把议员打翻在地，但一阵乱拳马上就打在了他的脸上，他捂着脸上的血痕仓皇地逃了出去。战斗越发狂乱了，人们的头上被棍子、手杖和雨伞所笼罩，其间还夹杂着雨点般的拳头。喊叫，呻吟，嘘声和干号混合成古怪的合唱，像是德沃夏克的一首诡异的进行曲。莫特莱克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双臂交叉着一动不动，激烈的斗殴在他四周展开，就像被漩涡围绕着的坚硬石头一样。一群警察从后方一点点挣扎着向莫特莱克接近过来，几乎快登上了讲台的台阶，却又被打得退了回去，领头的那个警察被工人们像扔攻城槌一样往其他警察的身上猛扔过去。他从人群的头顶上摔了下来，被压在几层警察的下面。但后面的警察又爬了上来，有的已经登上了讲台。眼看莫特莱克就要被抓住了，这时奇迹发生了。 古时一位受人爱戴的女神，当她心目中的英雄落入危险时，从天上扯下一片云彩遮住了她的爱人，使得对手只能在黑暗中作战。今天的克劳也是这么干的，这个聪明可爱的鞋匠为了朋友的安危，合上了俱乐部的电闸。 寒冷的夜晚来临了（此时离黎明还有几个小时），与黑夜一同降临的还有安息日的女巫。黑暗仿佛触手可及——漆黑的大厅中都是皮肤上划满血痕和全身淤青的人们。当灯重新被打开时，莫特莱克已经离开了，警察只抓了几个挑起骚乱的工人当作战利品。 经过了揭幕仪式以及其后的骚乱，画像上那个立志为世界带来和平的死者的脸庞，仿佛陷入了沉思。 克劳坐在餐桌边恭顺地享用着面包和奶酪，他的头上缠着绷带，丹齐尔·坎特科特在一旁把自己拯救汤姆·莫特莱克的故事讲给他听。丹齐尔是首先冲上讲台的人之一，而且一直没有从汤姆旁边离开，最后他掩护莫特莱克成功突围，并看着他走进了俱乐部旁的一条小道。 “很高兴你看着他安全地离开了，”克劳说，“我原本还担心来着。” “是啊，但我更希望你这个胆小的傻瓜没有把电源关掉。我喜欢看那些家伙挨打。” “但这样似乎——会更容易一点，”克劳支吾着说。 “容易点！”丹齐尔狠咽了一下口水。“真是的，彼得，我很难过，为什么你的想法总是那么低俗。关上灯可能会容易些，但这行为本身无疑是太丑陋了。这会破坏人的美感。” 克劳满脸羞愧地继续吃着面包和奶酪。 “你打破脑袋去救他到底有什么意义？”克劳太太一语双关地说，“他总会被警察抓住的。” “啊，现在我的确想到了这个实际的问题，”彼得若有所思地说。“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那一点。” 他飞快地咽下了一口水，结果却被呛了一下。他越发迷惑了，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被警察抓去为整件事负责。现在再逃避已经没用了，毕竟昨夜他在敌对行动中表现得太过显眼了。 与此同时，温普夫人正在为丈夫洗眼睛。她用碘酒反复地擦拭着温普的眼皮。温普设计的逮捕情节可以称得上是传世之作，不过结尾却出了点纰漏，让坏人毫发无损地逃脱了。 十 第二天的报纸上总算有足够多的东西可以报道了。振奋人心的揭幕仪式，格拉斯顿先生的演讲，轰动性的逮捕行动，这些内容完全能让编辑和记者写出好的主题。被捕者高尚的人格以及这场“弓区谜案之争”（昨夜的争斗在民间已经有了个名称），又给报上的文章和插画添加了鲜活的作料。莫特莱克先生在仪式后的举动，又为这个戏剧性的夜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在灯灭的时候离开了会场，悄无声息地越过了几道警察的封锁线后，走进了最近的警察分局。分局长看见他时非常激动，竟然没有理会莫特莱克投案自首的请求。但出于公正，当地的警察在了解情况后还是扣留了他。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作法并没有坏了规矩。有人认为自首说明了莫特莱克先生的无辜，而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他在自觉脱罪无望后做出的无奈举动。 格罗德曼开心地读着晨报，他一边嚼着鸡蛋，一边咯咯直笑，好像昨晚的场面是他的杰作。平日里忧郁寡言的主人突然神志癫狂，珍妮对此非常警觉。就像丈夫所说的那样，格罗德曼的冷笑毫无美感，但他本人一点也不自觉。温普不仅捅了个大娄子，而且所作所为受到了在场记者的一致谴责，虽然这一切并没有如他所愿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戏剧栏目上。自由派报纸称他的行为威胁了格拉斯顿先生的生命；保守派报纸说他释放了弓区黑社会潜在的暴力元素，把一个平常的聚会升级成危害严重的暴力冲突，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损害。但“汤姆·莫特莱克”最终还是成了各方注目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这场冲突唯一的受益者。 当莫特莱克被带到主审法官面前时，他要求推迟为自己辩护的时间。紧接着由于新证据的出现，法庭决定以谋杀阿瑟·康斯坦特的罪名对他进行起诉，温普终于转运了。人们的注意力重新聚集在疑案上，全世界的人纷纷热议着这个难解的谜团。 到了二月中旬，这场伟大的审判终于重开了。财政大臣又一次错过了这个充盈国库的绝好机会。剧情的精彩足以轻易地冲抵演好这场戏所需花费的成本——演职人员的工资、明星的出场费以及租用剧场的费用，这些在预期的巨额收入面前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是一幕永远无法复制的好戏；一幕哪怕主角并非是女性，但女性观众仍然情愿取下时尚的耳环去换取门票的好戏。根据从地方法官的检查报告中透露出来的一点点消息，以及全国各处招贴着的有关寻找关于一个名叫杰茜·戴蒙德小姐的海报来看，这出戏里无论如何还算有一个女性。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为莫特莱克进行辩护，他是由应此事而成立的“莫特莱克辩护基金会”请来的（捐款来自于从欧洲大陆到澳大利亚的广阔区域），哈兰德先生因为得到了东区劳工代表的支持而充满信心。而代表帝国、女王和法律秩序的公诉人则由罗伯特·斯皮戈特先生担当。 斯皮戈特先生在叙述案情的时候说：“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被告在经过精心的准备之后，是怎样无情地杀害他最好的朋友、同租者阿瑟·康斯坦特先生的。他谋划得非常周密，以致几周来这起案件几乎使全世界的人都束手无策。幸运的是，苏格兰场刑侦部门的爱德华·温普先生慧眼识破了罪犯的计谋。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被告的动机源于嫉妒和报复。他不仅嫉妒康斯坦特先生对工人运动有更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两人还共有一位女性知己，这一因素加深了被告的杀意。在这起案件的论述过程中，我的诉状也许会揭示出被众人视为圣徒的被害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便如此，我也将勇敢地担当起这个责任，把最真实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展示在大家面前。我准备向各位说明谋杀是在十二月四日清晨，比六点半稍早一点儿时实施的。被告凭着非凡的才智，先是假装搭早班火车前往利物浦，制造了一个不在场证明。接着他回到家，用两小时前故意留在门闩上的钥匙打开了前门，再用事先准备好的钥匙开门进入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之后他切开被害人的喉咙，把剃刀放进口袋，重新锁上了门，使门看上去像上了闩的。然后他下了楼，拉开外门上的闩，出门后他再把门反锁上。这样他就能及时到达尤斯顿路火车站，赶上去利物浦的第二班火车。浓密的大雾帮助他完成了这整个过程。”以上就是控方的大致推断。莫特莱克站在被告席上，脸色苍白，并不时用不羁的目光挑衅着公诉人，当他听到诉状的某些部分时，脸部发生了明显的抽搐。 达普顿太太是控方传唤的第一个证人。这时她已经学会了怎样合法地去打探别人的隐私，但她的兴致看上去并不高。 “十二月三日的晚上，你是不是给被告送过一封信？” “是的，正如你所说。” “他读这封信的时候有什么反应？” “他突然脸色苍白，显得十分兴奋。他读完信后马上走进了楼上那可怜人的房间。我担心他们会吵起来。他本该让康斯坦特的最后几个小时过得更为平和的。”（台下大笑） “接着又发生了什么？” “莫特莱克先生气冲冲地出去了，然而一小时后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后告诉你第二天他要搭早班车去利物浦？” “没有，他说他要去达文波特。”（一阵惊呼） “第二天早晨你是什么时候起床的？” “六点半。” “你平时不是这个时候起床的吗？” “不，我平时六点起床。” “为什么你那天会睡过头？” “世上总会有不幸发生。” “那天早晨是不是雾气很重，天色阴暗？” “并不是因为这个，不然我每天都会起晚。”（笑声） “上床前你喝不喝酒？” “我喜欢喝杯茶。我一般沏得很浓，不加糖。它能帮助我安神。” “是这样啊。当莫特莱克告诉你他要去达文波特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正在厨房里喝茶。” “你是否在暗示，被告可能在你喝的东西中掺了什么可能让你睡过头的东西？” 证人（极度震惊）：“那他该被枪毙。” “我想也许他能在不引起你注意的情况下做到这点，是不是这样？” “如果他能想出办法在那种环境下杀死康斯坦特先生，那他一定有办法在我的茶里下药。” 法官：“证人的回答应该仅限在事实范围内。” 公诉人斯皮戈特先生：“我必须向法官大人您说明，证人的说法并非妄断。它精确地描述出了几种可能性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好了，达普顿太太，现在请您向我们说明一下那天早晨六点三十分您起床后所发生的情况。”于是达普顿太太复述了她在听证会上的证词（她又说了一些与上次不同的陈词滥调，不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比如说她开始是如何感觉到不对的，她怎样发觉大门被挂锁莫名其妙地锁上的，她是如何找来格罗德曼，并和他一起闯进卧室的，以及她们是如何发现尸体的——这些公众已经烂熟于心的内容，又一次从她的嘴里挤了出来。 “看看这把钥匙（钥匙被传递给证人）。你能认得它吗？” “我认识它。你从哪儿把它找来的？这是我二楼的房门钥匙，我想我好像把它挂在门上了。” “你认识一位名叫戴蒙德的小姐吗？” “当然认识，她是莫特莱克先生的女朋友。不过我想莫特莱克先生可能永远都不会娶她，真是个可怜的女孩。”（一片骚动） “为什么不会娶她呢？” “对她来说，莫特莱克先生身份太高贵了。”（一阵窃笑） “你的话里没有其他的意思？” “其他的我就不能多说了。她只来过一两次，上次她来还是去年十月的事呢。” “她那时看上去怎样？” “她很痛苦，但她不会让你发现这点。”（笑声） “谋杀案发生以后被告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表现？” “他总是显得十分忧愁，为事件的发生感到痛苦。” 换由辩方律师进行提问：“被告人是否曾住过康斯坦特先生现在的卧房？后来他是否自愿调换了房间，以便康斯坦特先生能在一层上有两个房间？” “是啊！但他像是对此并不在意。”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当他住在那个房间的时候，被告人是否丢过钥匙，并且重新配了一把？” “是有这事，他是个粗枝大叶的男人。” “你知道十二月三日晚，被告人和康斯坦特先生谈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在争吵呢？” “他们的聒噪声实在太吵了。”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语气非常尖刻）：“但我现在和你说话的声音也很响，难道你能说我在吵架吗？” “得要两个人才能吵得起来。”（一阵大笑。） “在你看来，被告是会去杀人的那种人吗？” “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凶手是他。” “他在你面前总表现得像个绅士吗？” “不，先生，我知道他原来只是个排字工而已。” “你说被告在谋杀案发生后显得非常沮丧，这会不会是由于他的恋人不见了而引起的呢？” “不，他很高兴能早点甩掉那个女人。” “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康斯坦特先生把她从被告手里抢走，他一点也不会嫉妒呢？”（场下一片骚动。） “男人都是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家伙。谁能说得清呢？” “达普顿太太，这和男人没什么关系。我想问你被告是不是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了呢？” “先生，他根本不关心那个女人。当他在一堆信件中看到一封是她的笔迹的时候，他会马上把这封信扔到一边，然后立刻去拆别人的信。”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语调中带有一丝胜利的意味）：“谢谢你，达普顿太太，你可以坐下了。” 公诉人斯皮戈特：“达普顿太太，请再等一会儿。你说被告不再关心戴蒙德小姐了，这有没有可能是由于他一直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有染而导致的呢？” 法官：“请不要提这种带有倾向性的问题。” 公诉人斯皮戈特：“可以了，谢谢，达普顿太太。”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不，达普顿太太，我还有一个问题。当戴蒙德小姐去你家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情况让你怀疑她和康斯坦特先生之间有不正常关系吗？” “当莫特莱克先生外出的时候，他们在我家倒是遇见过一次。”（又是一阵骚动。） “他们是在哪里相遇的？” “在走廊里。那次他正要出去，这时戴蒙德小姐在屋外敲门，于是康斯坦特先生就去开门了。”（善意的笑声。） “你没有听见他们说了些什么吗？” “我不是个喜欢偷听别人谈话的人。他们友好地寒暄了几句后便一起离开了。” 乔治·格罗德曼是下一个被传唤的证人，他重复了一遍在初审时说过的证词。在辩方提问时，他证实了康斯坦特先生和被告间的深切友情。他不怎么认识戴蒙德小姐，记忆中好像从来没见过她，被告也没怎么谈起过她。总之他认为这个女人在被告眼里并不重要。被告很自然地为朋友的死感到悲伤，而且他的工作也实在太忙了点，因此显得疲惫是很自然的。证人对莫特莱克的人格评价很高，他认为康斯坦特和他朋友的未婚妻有不恰当关系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格罗德曼的证词给陪审团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被告充满感激地望了他一眼，控方则对必须要传唤这个证人感到非常失望。 霍莱特巡警和罗尼米德上尉同样重复了自己在初审时的那套证词。警方的法医罗宾逊医生也再次对伤口的成因和死亡的大致时间做了说明。但这次律师们的提问要比初审法官详细得多。在问讯中，他表示自己不能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个钟头之内。他猜测当他到达时，死者应该已经死去两三个小时了，因此命案很可能发生在七点到八点之间。在控方律师不露痕迹的压力下，他承认自己并不能排除命案发生在六点到七点间的可能性。但在辩方律师提问时，他表示自己还是倾向于较晚一些的时段。 来自于其他医学专家的证词同样含混不清，法庭最后不得不重新起用第一发现人的证词。陪审员普遍认为在确定死亡时间的过程中，往往因为数据的复杂多变性而不能精确地确定实际的死亡时间。尸体的僵硬程度和其他一些外表体征只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范围，对不同的人来说差别也许会很大。所有的人都赞同死亡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且还一致排除了自杀的可能性。总的来说，医生们认为死亡发生在六点到八点半之间的可能性极高。控方努力把可能的死亡时间提前到五点半。而辩方则试图让专家们坚持死亡不可能早于七点的观点。控方很明显是在为证明莫特莱克利用头两班火车的间隔时间进行犯罪的假想而努力着。辩方则把焦点集中在对不在场证明的确证上。辩方想说明即使被告是七点十五分才搭上从尤斯顿路发出的第二班车，他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往返于弓区和尤斯顿路之间。这真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啊。双方在这一阶段看上去势均力敌，证据没有偏向公诉方，也没有偏向被告方。但每个人都知道后面的争斗将比这一阶段更为激烈。 “传爱德华·温普。” 爱德华·温普开始讲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事实，但最后他提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为了证实你头脑中产生的疑点，你是不是乔装住进了已故康斯坦特先生的房间？” “是的，我是在年初住进去的。那时我的疑点开始集中在格罗弗街十一号的住客身上。我决心彻底澄清或证实我的怀疑。” “你能把接下来发生的事告诉陪审团吗？” “当被告晚上不回家的时候，我搜查了他的房间。我发现康斯坦特先生的卧房钥匙被深深地埋在房间中皮质沙发的一侧。在同一张沙发下，我还发现了一封夹在火车时刻表中的信，看了以后我推测这应该是被告在十二月三日晚收到的那封。和火车时刻表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两块刀片。” 公诉人斯皮戈特说：“达普顿太太已经对钥匙做过了验证。接下来我想在此为大家读一遍信的内容。” 信中没有注明日期，上面写着： 亲爱的汤姆，要和你说再见了。这对我们俩都好。亲爱的，这次我会去很远的地方，请你不要再找我，因为那起不了任何作用。你就把我当成被海水吞没的人好了。相信我，离开你、放弃我们之间美好的爱情，完全是为了能使你在将来免受羞辱。亲爱的，我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子。我认为你不会娶我了。我几个月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念头。亲爱的汤姆，你将来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希望你能一直和康斯坦特先生做朋友。再见，亲爱的。上帝保佑你！希望你永远幸福快乐，找到一个比我更合适的妻子。也许将来当你变得高贵、富裕、出名，正如你所应得的那样，你还可以想起有个人，不管她有多少缺点，多么配不上你，还在默默地爱着你，直到永远。 你至死不渝的

杰茜 在信被读完以后，很多戴着或没戴假发的老先生擦起了他们的眼镜。双方重新开始对温普进行询问。 “在发现这些证据后你又做了什么？” “我开始对戴蒙德小姐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康斯坦特先生曾经在夜里拜访过她一两次。我猜测他们之间可能有着某种金钱关系。死者亲属授权我检查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支票簿，结果发现有一笔抬头为戴蒙德小姐的汇款支票。后来我又为此事去银行进行了查询，发现这笔钱是去年的十一月十二日被支取的。根据这些线索，我签发了对被告的逮捕令。” 辩方律师：“你是不是在暗示被告用私配的钥匙打开了康斯坦特先生卧室的房门？” “正是。”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讥讽地）：“离开时他又想法把房门从里面给锁上了？” “不错。” “你能不能向大家说明一下他究竟是怎样把房门反锁上的呢？” “根本就不需要反锁。（笑声。）被告很有可能只是把房门从外面锁了一道。当破门而入的人发现屋内的钥匙时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房门是被反锁上的。如果这样想的话，当时那把钥匙或许是掉在房间内的地面上了，因为如果钥匙还插在锁眼里的话，那么被告就无法从外面把门给锁上。当门被撞开以后，冲进去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钥匙是从锁上掉落在地上的。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钥匙只是松松地挂在门内侧的锁上，并不会影响到被告从屋外关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轻轻地碰一下门，钥匙便马上落在地上了。” “确实有像你所说的这种情况，论述得太精彩了。那么你能再为大家解释一下门是如何从内侧被闩上的吗？” “当然能。（喧哗声又起。）我发觉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说穿了，这只是类似魔术师耍的一种幻术而已。如果要使门看上去像是上了闩的话，他只需要事先在门里把锁环从木门上拧下来，把插销留在里面就可以了。康斯坦特卧室里的门闩平时是垂直插着的。当锁环被拉扯下来以后，它会靠在闩销上而无法继续支持或固定门闩。率先闯进屋子的人看到挂落在门框旁的锁环后，自然会想当然地以为它是被撞断的了，他永远不会想到早已有人对锁环做过了手脚。”（法庭里响起一片掌声，但很快就被庭警制止住了。）辩方律师这时才明白，方才讽刺似的提问，恰恰把自己引入了面前这位不露声色的警察早就设好的圈套。格罗德曼的脸色嫉妒得发绿，这确实是一个他没考虑到的问题。 尴尬的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只能把达普顿太太、格罗德曼、赫莱特巡官和罗尼米德上尉又一一叫上了证人席，他让这些人又重述了一遍撞开门后挂锁和门闩的确切情况和当时钥匙的位置。情况正像温普所说的那样，证人们在门被撞开时都确信门是从里锁好闩紧的，对具体的细节印象很模糊。再说那扇被撞开的门现在已经修好了，因此法官的判断只能依靠对过去情况的精确回忆了。巡警和上尉向众人证实他们抵达现场时虽然榫眼和门闩都已经被撞坏了，但当时钥匙却还挂在门锁上。他们认为温普说的方法并非毫无可能，甚至承认门闩的锁环很可能事先就被扯开了。达普顿太太对如此琐碎的细节无法提供清晰的描述，她的注意力完全被尸体的可怕样子吸引住了。只有格罗德曼非常确定地表示他记得门被撞开的时候钥匙就在门上。不，他不记得自己做过从地上拾起过钥匙然后再把它插进锁孔的动作。同时他还确信，基于撞门时他所感受到的来自门板上方的强大阻力，门闩的锁环事先并没有遭到破坏。 控方：“难道你没有想过，既然自己用一点蛮力就能相对容易地把门给撞开，那不正好说明门闩当时并没有牢牢地固定在锁环里，而很有可能已经从门上松下来了呢？” “门可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容易被撞开。” “你算不上个大力士吧，所以才会有体力不支的感觉。” “我的确不是大力士。不过那只门闩已经很旧了，木门上也已经出现了裂纹，只有锁是新的，但质量也算不上有多好。再说我的身体还一直比较硬朗呢。” “好吧，格罗德曼先生。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在杂耍场里现身。” 控方叫出的下一位证人是杰茜·戴蒙德的房东太太。她证实了温普关于康斯坦特先生偶尔会来拜访杰茜的说法。她向众人讲述了死去的慈善家把女孩发展成为事业伙伴的过程。但最吸引听众的却是发生在十二月三日晚的事情，那时被告突然急匆匆地跑来，向她焦急地询问女朋友的下落，他称自己刚从戴蒙德小姐那里收到一封神秘的来信，信中说她已经离开了。房东太太对他讲戴蒙德小姐本该在几周前把这事告诉他，因为这个忘恩负义的房客三周前没跟她打招呼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在承受了被告人一通毫无绅士风度的抱怨和怒吼之后，她对莫特莱克先生说这是他自作自受，他本应把杰茜照顾得更好，而不是让她独守空房。接着她告诉莫特莱克林子里并非只有一棵树，没有必要在杰茜这样一棵因无人欣赏而日渐憔悴的树上吊死。（最近杰茜的气色确实是一天比一天差了。）莫特莱克听了这话，愤怒地把她称为骗子，然后便离开了。她希望自己永远也不要再看到莫特莱克的脸，不过她对莫特莱克今天会出现在被告席上倒是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下一位证人是银行职员费兹詹姆斯·蒙哥马利先生，他还记得戴蒙德小姐兑现支票时的情况。他的印象之所以特别清晰，是因为他当时把钱付给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要的全都是金币。蒙哥马利先生作完证后，便进入休庭时间。 丹齐尔·坎特科特是在庭讯恢复后第一个被控方传讯的证人。在被问及他是否跟温普先生说过曾经听到被告诋毁康斯坦特先生的事时，他予以否认。他没亲耳听过被告诋毁过任何人。也许他给温普先生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而温普先生只是理解了字面上的意思。（笑声。）克劳先生以前也告诉过他类似的事情。在辩方问讯时，他称杰茜·戴蒙德是个芳华绝代的精灵，她总会让他联想起圣女贞德。 克劳先生在被传讯时显得非常激动。他号称《圣经》完全是胡说八道，因此拒绝向法庭宣誓。他不能用这样充满着自相矛盾的东西向任何人宣誓。他不需宣誓就可以向法庭证明自己的证词。他说自己不能否认（虽然他很希望能不承认）被告起初就很不信任康斯坦特先生，但他感觉这种不信任感很快就消失了。是的，他是被告的好朋友，但他看不出这为什么会使他的证词无效，尤其是在他并没有宣誓的情况下。他和别人一样，发现被告在假日前后显得非常疲惫，但这是为劳工的利益和打破权贵阶级的统治而过度工作的结果。 另外几位被告的熟人多少有些不情愿地向法庭作证，承认被告有时确实对那位初出茅庐的工人领袖带有偏见，每每还会说出一些非常难听的言语。控方接着拿出了一张宣称被告将在十二月四日出席一次重要会议的海报。但他最终并没有出现在那次会议上，也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最后，控方还搬出了案件发生当天在利物浦码头将被告逮捕的那几个警察，他们对被告当时的可疑行动做了论述。控方的举证至此告一段落。 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律师神气十足地站了起来，身上穿着的丝绸律师袍沙沙作响。他开始向法庭陈述辩方的论点。他首先声明自己并不会传来许多证人。控方的论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非常幼稚的，而且一点也不合理。仅仅依靠这些相互依赖才能成立的证据的话，控方就太容易被驳倒了。被告人格高尚，品行没有污点。他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是和格拉斯顿先生一同登上讲坛的那次，他的诚实和高风亮节得到了最高层政治家的肯定。他每小时的行动都有据可查——而控方的大多数指控却并无明确的事实证据。他的身上也并没有表现出如控方所述的超人天才和恶魔般的狡诈。控方的层层假设令人想起了古老东方有关“大地驮在大象身上，而大象又站在乌龟身上”的荒诞传说。但辩方还是有必要向法庭证明康斯坦特先生几乎不可能死于七点之前，而被告最晚在早晨七点十五分已经在尤斯顿路车站搭上了前往利物浦的火车。被告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从弓区赶到车站。他同样不可能在从早上五点二十五分开始的短短两小时内穿梭于弓区和车站之间犯下如此罪行。“真正的情况，”查尔斯令人印象深刻地对众人宣讲，“实际上很简单。被告由于工作压力和向上爬的野心（关于这点他并没打算隐瞒），渐渐疏离了曾与其订婚的戴蒙德小姐。莫特莱特毕竟也是个凡人，他的思想随着地位的改变逐渐有了变化。但不管怎么说，他的内心还是深爱着戴蒙德小姐的。而此时戴蒙德小姐却认为他不再爱自己了，自己配不上他，所受的教育使自己不能继续和他携手并进——简而言之，她认为自己成了被告前进道路上的包袱。”作为一个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可以称得上是意志坚强的女孩，她决定通过离开伦敦来解决这个问题，以避免她的未婚夫因为良心发现而为她牺牲自己。她同时还担心软弱会让自己半途而废。因此她决定做个彻底了断，她现在究竟身处何方尚且无人知晓。控方的论断甚至让康斯坦特先生的英名也受到了玷污——这种论断简直肤浅得让我不愿提及。控方指证阿瑟·康斯坦特或许引诱过戴蒙德小姐，又或许和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从男女双方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样的假说都站不住脚。在离开伦敦前或者说是离开英伦半岛以前，戴蒙德小姐给住在达文波特的姑姑（她在这个国家唯一的亲戚）写了封信。在信中她请姑姑帮忙两周后给被告寄一封信。她姑姑严格遵守了侄女的嘱托。这就是十二月三日晚让被告五雷轰顶的那封信。被告原先对戴蒙德小姐的爱意又重新浮现出来了——他非常自责，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女孩的歉意。信中充斥着不祥的气息，他猜测戴蒙德小姐很有可能会去寻死。他首先想到要去问问朋友康斯坦特先生对此事的看法。兴许康斯坦特知道些什么也说不定。被告知道他们俩曾有过联系。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尊敬的法官和陪审团的先生们，我不想像控方那样把假设和现实完全混为一谈，因此我只能说存在这个可能性——康斯坦特先生资助给她二十五英镑以便她离开这个国家。他对戴蒙德小姐像个哥哥一样。康斯坦特先生也许会鲁莽地去拜访她，但我认为他们双方都不可能有一丝邪念。也许康斯坦特先生在不清楚他们俩实际关系的情况下，鼓励了戴蒙德小姐这种自我放弃和自我牺牲的想法，他不是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及过一个品格十分高尚的女性以及他本人曾对少数人施以有益影响的事吗？也许我们再也无从得知确切的情况了，除非死人可以开口说话，或者失踪的戴蒙德小姐最终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同时，戴蒙德小姐为了支持慈善事业而在银行支取了二十五英镑也并非毫无可能。但我们再回到可以确定的事情上来吧。我们知道被告就前述那封信咨询了康斯坦特先生的意见。然后他又跑到了戴蒙德小姐在斯特尼格林地区租住的公寓，尽管他事先就很清楚这一趟很有可能会是徒劳无功的。信上盖着达文波特的邮戳，他知道戴蒙德小姐有个姑姑住在那里，他想戴蒙德小姐也许会去投奔她的姑姑。他不能打电报，因为他不知道那位姑姑的确切地址。于是他就查了列车时刻表，决定清晨五点三十分从帕丁顿车站出发，他把计划告诉了房东太太，然后把信夹进了列车时刻表。不过最后这份列车时刻表还是掉进了沙发下的一堆文件中，因此他不得不重新买了一份时刻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在本性上是个不拘小节而且粗心大意的人，而那把被温普发现的据说是被告杀人后藏在沙发里的钥匙，我想大概是他还住在康斯坦特卧室的时候不小心弄丢的，应该已经在那儿好几年了吧。别忘了这是他自己的沙发，是从楼上的房间搬过来的，大家都知道，小东西是很容易掉进沙发缝隙里的。因为怕误了火车，他在那个令人心碎的夜里根本没脱衣服睡觉。其间他还想到杰茜是个太过聪明的女孩，不会简单地躲在姑姑家了事。于是他认为自己的未婚妻很可能去投奔大洋彼岸已经结婚的兄长了，她去达文波特的姑姑家也许只是和她道别。正是考虑到了这点，他最终决定不去达文波特浪费时间了，而是直接前往利物浦的码头上去找。因为没有觉察到信件被未婚妻的姑姑延误了两周，他认为自己还有可能在码头或是船上截住她。不幸的是他雇的马车在大雾里走得很慢，他没有赶上第一班发往利物浦的火车。他在迷雾中痛苦地思考着，直到一个多小时以后搭上第二趟列车。在利物浦的码头上，警察发现他举止可疑、情绪激动，于是把他扣留了。当时失去未婚妻的念头萦绕着他，他的精神完全垮了。这就是前后所有的简单的事实真相。 对辩方有用的证人实际上很少，因为很难从反面的角度去论证律师所说的事实。只有杰茜的阿姨支持了辩方律师的说法。火车站的搬运工能证实被告恰巧错过了第一班火车，转而乘七点十五分发出的第二班列车前往利物浦。辩方还找出了那天早晨载被告去火车站的马车夫（工号二一三八），他说凭自己的感觉，那天被告应该刚好能赶上五点十五分的第一班火车。在控方的盘问下，马车夫似乎有些动摇了。当被问到如果他四点半的时候在弓区接到被告，有没有把握让被告搭上五点一刻的火车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大雾确实使马车行驶得相当慢，但他承认雾的浓度其实并不很大，完全能保证全速前进。同时他还承认了自己是个狂热的工会支持者。公诉人运用技巧故意把话题引到这一点上，好像这才是最重要的证据一样。最后辩方还叫上了一些来自于各行各业的证人，他们不仅对被告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还盛赞了阿瑟·康斯坦特无瑕而光辉的一生。 在庭讯第三天的结案词中，查尔斯律师令人信服地指出了控方起诉书中的薄弱之处，他还统计了起诉书中假设证据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依赖性。他还宣称陪审员们必须对达普顿太太的证词慎之又慎，大家应该知道她根本无法把自己所看到的证据和自己想当然的推论区分开，她仅仅因为被告和康斯坦特先生的情绪比较激动就认为他们在吵架。他仔细地剖析了达普顿太太的证词，说明这份证词事实上完全支持了辩方的观点。他让陪审团必须记住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不论是马车夫还是其他人）能证明被告在十二月四日早上五点二十五分到七点十五分之间进行过任何复杂多变的行动。而对于控方来说最为关键的证人（他指的当然是戴蒙德小姐）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即便她死了，而且尸体被发现了，也无法给予控方的推理任何支持，因为被恋人抛弃的想法已经足以让她寻死了。除了含混不清的信件外，没有任何能证明她不名誉的证据——要知道控方的论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点。至于被告对死者怀有政治上的猜忌，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旁人的臆断。大家都知道，他们俩很快就成了朋友。对于凶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医学方面的证据基本倾向于稍晚些的时间，而被告在七点十五分就已经离开了伦敦。莫特莱克在达普顿太太的茶里下药的想法是非常荒谬的；绝顶聪明的温普先生说门闩事先就被破坏了，这个说法早已被训练有素的退休侦探格罗德曼先生所否决。他严正地警告陪审团，如果他们宣判被告有罪，他们不仅会使一个无辜者因最薄弱的间接证据而遭受屈辱的死刑，还会使全国的工人失去一个最真挚的朋友和最好的领袖。 查尔斯先生有力的结论得到了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 斯皮戈特先生在做控方的结案陈词时，请求陪审团因被告犯下了如此邪恶且精心准备的罪行而裁定他有罪。他指出，这种案例在任何文明国家里都是闻所未闻的。他的智慧和知识全被用在了邪恶的方面，他甚至还把自己的声望拿来作伪装。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被告是有罪的。那一夜他收到了戴蒙德小姐的来信，信中谈及了一桩令她觉得羞耻的事，（有可能）还提到了女孩的自杀意图。收到信后被告马上上楼去谴责康斯坦特，接着他跑到了女孩租住的地方，证实他最担心的事已经发生了。他立刻制定出了带有魔鬼般天才的复仇计划。他告诉达普顿太太他准备去达文波特，因此即使计划失败，警方在短时间之内也不会找到他。他真正的目的地是利物浦，因为他打算离开这个国家。不过正是这个环节使他的计划露出了破绽。他为自己安排了一个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好让别人相信他在清晨五点十五分已经搭上了前往利物浦的火车。马车夫事先并不知道他并不打算乘那辆车，而是要回到格罗弗街十一号里犯下这桩丑恶的罪行，他很可能早就在房东太太的食物里下过药以排除干扰。之后他在利物浦的现身（他确实乘上了第二班车）正好能验证马车夫的证词。那一夜他既没脱衣服也没睡觉；他一直在计划着使这一穷凶极恶的计划臻于完美；大雾作为一个意想不到的帮凶掩盖了他的行动。在被告身上表现出了嫉妒、疯狂、复仇的渴望，以及对政治权力的欲求——这都是人性的表现。它们可以让被告争取到众人的同情，但并不能使被告脱罪。 法官克罗吉先生的总结开始就对被告不利。在回顾庭讯中所提及的证据时，他指出合理而相互吻合的推论并不会削弱彼此的可信度。此外，控方的论点并不全是假设，同时，辩方的论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假设。钥匙、信件、被告不愿交出信件的态度、与康斯坦特的争吵、对目的地的错误描述、利物浦之行、被告起先杜撰出的“寻人”故事、还有对康斯坦特的指责，这些都是事实。另一方面，在辩方的论证中也出现了许多疏漏和假设。即使退一步，接受早上五点二十五分被告曾经在尤斯顿路出现过的不在场证明，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从那时开始到七点十五分之间他到底身处何处。他回弓区的可能性和逗留在车站的可能性同样存在。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能表明被告不可能犯下如此罪行。也没有证据能表明康斯坦特根本不可能突然被一个美丽的女孩所吸引，没人能证明一个误认为自己已被抛弃的女孩不会暂时屈从于另一位男士的魅力，并在事后痛悔异常。女孩的去向到现在还是一个谜。被潮水卷上河岸的那些无名尸体中很有可能会找到她的踪迹。陪审团同样应该牢记，女孩和被害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达到了不名誉的程度，但这足以使她感到良心不安，并导致了她的不辞而别。她的信足以引发被告的嫉妒。还有一点他希望能引起陪审团注意，因为控方在起诉书中并没有充分举证这一点，那就是在弓区的疑案中，只有被告作案才说得通。医学证据显示康斯坦特先生不可能死于自杀，那谋害者一定另有其人。但既有动机又有机会谋害他的人却少之又少。而被告则正好兼具这两个要素。通过逻辑学家称之为排除法的手段，最轻微的证据就足以使嫌疑落到被告头上。实际上，我们所获得的证据是强有力而合理的，温普先生天才的理论使陪审员理解了门为什么看上去会是反锁的，这样证明自杀的最后一个疑点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被告的罪行至此已经非常清晰了。如果将他无罪释放，弓区谜案的卷宗可能就此混杂在未破命案的档案室里。在几乎将被告钉死在绞架上之后，法官又反过来继续为辩方进行主张。尽管大多数时候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被告私下向辩护律师交代的重要细节而已。陪审团已经被法官这种所谓的公正弄得不厌其烦，他们带着在做出公正的判决前，对每一个事实和可能性给予同样重视程度的告诫离开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但陪审团迟迟不见踪影。当夜幕最终降临在气味浓重而骚动不断的旁听席时，人们终于等来了最后的判决—— “有罪！” 法官戴上他的黑帽退场了。 法庭外准备的盛大欢迎会一下子冷了场。晚宴被无限期地推迟了。温普赢了，格罗德曼觉得自己活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 十一 “好了，你是对的，”一周后丹齐尔在和格罗德曼打招呼的时候忍不住嚷了起来。“我没办法帮你写发现弓区杀人犯的故事了。” “坐下，”格罗德曼咆哮道，“最终你也许会帮我写的。”他的眼中射出一道危险的寒光。丹齐尔对自己的多嘴多舌感到有些懊悔。 “我把你叫来，”格罗德曼说，“是想告诉你，在温普逮捕莫特莱克的那个晚上，我本来是准备抓你的。” 丹齐尔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了什么？” “我亲爱的丹齐尔，这个国家为了防止由诗意引起的混乱而创立了一条微小的法律。最伟大的美的阐释者只被允许拥有和杂货店店主同等数量的妻子。我不会因为你对珍妮不满意而责备你——她是个好用人，却是个不称职的家庭主妇；但对基蒂来说，如果把珍妮对你的优先权瞒着她，未免有点太残酷了。对珍妮来说，不让她知道你和基蒂的婚约也不公平。” “现在她们都知道了，真该死。”诗人说。 “是啊，你的秘密和你的处境一样——都不能维持很长时间。可怜的诗人啊，我非常同情你——一个进退维谷的家伙。” “她们是一对贪婪的女妖，都威胁要让我因为重婚罪而被捕。没有一个是真正爱我的。” “我想她们对你来说应该非常有用。你把其中一个安插到我家里，把我的秘密泄露给温普；然后你又把另一个放在温普那里，同样把他的秘密告诉我。我想你一定还把其中的一部分泄露给别的什么人了吧。” “我以我的名誉向你发誓，你错怪我了。是珍妮把我带到这儿来的，而不是我把她安插在你家。至于基蒂，这辈子还没有什么比在温普家里见到她更让我觉得吃惊的了。” “她觉得如果可以找到一条比较便捷的途径能让你被捕会安全些。另外，她也许希望和珍妮干一样的活儿。她必须干点什么才能维持生存，你又不会为她做任何事。你到哪里都能找到一个老婆！哈，哈，哈！你这个一夫多妻的诗人啊，这就叫罪有应得。” “但你为什么要抓我啊？” “丹齐尔，当然是为了要报复你。在这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吃我的面包，喝我的葡萄酒，写我的书，抽我的烟，拿我的钱。但你发现了一条我梦寐以求的谜案线索时，你竟然瞒着我卖给了温普。” “我……我没有。”丹齐尔结结巴巴地说。 “你在说谎！你以为基蒂有什么事情能瞒得过我？当我发现你结了两次婚以后，我决定要逮捕你——因为你的背叛。但当我发现你，至少在我看来，给温普提供了一条错误的线索时，我确信逮捕莫特莱克会让他出丑，让他更像个傻瓜，因此我选择原谅你。我让你四处走动，尽情地喝酒。现在温普可得意了，每个人都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奉之为苏格兰场的传奇。可怜的汤姆·莫特莱克就要上绞架了，这都是因为你告诉了温普关于杰茜·戴蒙德的事！” “那是你的错，”丹齐尔愠怒地说，“所有的人差不多都放弃了，你却说‘让我们看看阿瑟·康斯坦特最后几个月做了些什么吧’。这样一来，温普迟早会发现杰茜的事情。如果康斯坦特碰了我的女人，我一定会把他掐死。”他又无端地发起怒来。 格罗德曼在诗人提到是自己触发了温普的灵感时，脸皮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不正是温普太太在圣诞晚宴上挑起了这个话题吗？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他粗暴地说，“如果汤姆·莫特莱克被绞死，你就等着进监狱吧。” “我怎么做才能不让汤姆被绞死呢？” “竭尽所能地进行煽动。用不同的名字给报纸写信。让每个你认识的人在请愿书上签名。最好能把杰茜·戴蒙德给找出来——那个女孩握有证明莫特莱克无辜的关键证据。” “你真的相信他是清白的？” “丹齐尔，别挖苦我。想想这些年来这么多案件都是谁破的？报上那些东西还不都是我提供的嘛。” “我认为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刁难温普。” “胡说。我是想救可怜的汤姆。他不可能谋杀阿瑟·康斯坦特——这和你不可能谋杀康斯坦特是一个道理！”格罗德曼不客气地笑出了声。 丹齐尔告退了，浑身上下一片冷汗。 格罗德曼关注着各种信件和电报。某种程度上他成了营救行动的指挥者——收集来自各方的建议和捐款。各种建议如潮水般涌来，捐款都被登记下来，用于寻找失踪的女孩。露茜·布伦特捐了一百英镑，在捐款名单上遥遥领先。这个事实说明她对爱人的名誉很有信心。 陪审团的判决让通常在其之上的“民间陪审团”炸开了锅。人们想出各种方法力求使这一对“英伦自由守护神”的判决失效。那些没有参加审讯的人纷纷跳出来质疑陪审团主席和各位陪审员，法官也受到了批评。内政大臣（他在上台后什么也没干）也受到了抨击，各地的民众还不约而同给女王寄去了密信。阿瑟·康斯坦特堕落的说法让许多人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希望别人和自己一样坏。富有的商人们则从莫特莱克的罪行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对人类造成的致命影响。许多新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着，有人认为康斯坦特是用密宗方法自杀的，以表示对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效忠。另外，还有他死于非地球生物、催眠术或是梦游症等形形色色毫无根据的说法。对于格罗德曼来说——最重要的是，不论是死是活，必须先要把杰茜·戴蒙德给找出来。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动员整个文明世界加入到搜寻她的队伍中来。是否果真如那些精明人所说的那样，不服输的退休侦探准备把他的最后那点希望寄托在证明女孩有罪上？如果杰茜真的认为这一切全都是自己的错，为什么她不惩罚自己呢？她不是总让诗人想起圣女贞德吗？又一周过去了，离行刑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努力、再努力，不断地向上申诉，但最后一线希望也无情地消逝了。内政大臣依然不愿做出变通，请愿书上的签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效果。他是个顽固而又认真的保守派，外界影射他之所以不肯让步完全是由于犯人的政治观点所致，这使他更不愿为得到一个廉价的宽宏大量之名而轻易改变审判的结果。他甚至不愿意把刑期拖后几天，以增加找到杰茜·戴蒙德的机会。在行刑前的最后一周里，人们组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格罗德曼再次当上了集会的主席，很多社会名流都出席了，会上同时还出现了几个颇具声望的公众人物。会后，内政大臣对外表示知道了大家的心声。这时工会又分成了两派，一派仍然抱有微弱的希望，而另一派却开始把挪用公款的污名栽到莫特莱克头上。前一派打算在周二行刑前的那个周日组织游行和抗议集会，却因传出莫特莱克认罪的流言而作罢。周一的报纸上刊出了格罗德曼费尽苦心写下的一篇文章，文中揭露了证据的薄弱之处，并宣称被告根本没有认罪。犯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他骄傲地宣称没有爱情而充满着自责的生活丝毫不值得留恋。他还拒绝见牧师。他同意在狱卒的监督下同布伦特小姐见面，郑重地表达了对她死去恋人的敬意。周一，谣言甚嚣尘上，晚报每小时出一期号外对事态进行炒作。人们迫切地希望女孩能够马上被找到，奇迹马上发生，缓刑令马上到达，判决可以减轻。但短暂的白天没多久就被墨黑的天色所吞噬，莫特莱克的生命之火越来越黯淡了。绞刑架的阴影在夕阳的映照下拉得越来越长。 克劳站在店门口，无心工作。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里饱含着热泪。肮脏、寒冷的街道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墓地；街灯像尸火一样在眼前闪烁着。街上的喧嚣声在他听来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他无法看见在寒冷而阴郁的夜幕下穿梭的行人们，只能看见一幕可怕的景象在眼前时隐时现。 丹齐尔站在他的身边默默地抽着烟。他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恐惧的寒意。那个可怕的格罗德曼！当刽子手的绳索在莫特莱克的身上越系越紧的时候，他觉得囚犯的锁链也将他越缠越紧。不过应该还有一丝希望，尽管和街对面煤气灯闪烁的黄色光芒一样微弱。格罗德曼在下午稍晚些时候得到了一次和犯人见面的机会，离别是痛苦的，但有权采访退休侦探的晚报记者却依然在报纸上打出了这样的标题： 格罗德曼依然信心十足 数以千计的人们把目光聚焦于伟大侦探的身上，不愿熄灭最后一点希望的火花。丹齐尔买来了报纸，细细地研读，但除了看到不屈不挠的格罗德曼正在痛苦地希冀奇迹出现以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丹齐尔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在考虑逃跑的事。 “彼得，”他终于开口了，“恐怕一切都结束了。” 克劳痛心地点了点头。“结束了！”他重复了一遍，“一想到他会死——我就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他绝望地看着冬季苍茫的天空，铅灰色的云层遮住了星光。“可怜的年轻人啊！今夜你还是个思维活跃的伟人，明夜你却要化作尘土，像我手中的皮革一样毫无知觉！没有什么能弥补杀害这样一个年轻而强壮的生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什么要惩罚这样一个日夜为拥护他的民众受苦受累的人！公义何在？公义何在呀？”他疯狂地叫喊着。他那双湿润的眼睛再一次失神地望向天空，像是要见证一个圣徒的灵魂从那里升入天堂一样。 “照你这么说，阿瑟·康斯坦特的公义又在哪儿呢？要知道他同样也是无辜的啊！”丹齐尔说，“彼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想当然地认为汤姆被人错怪了。那个双手粗糙的工人领袖，说到底只是个没有修养、没有美感的人。你不能指望他不会犯下如此粗鄙的罪行。人类必须仰仗于其他的领导者——比如说预言家或诗人。” “坎特科特，如果你再说汤姆是有罪的，我会马上把你掀翻在地。”矮个子修鞋匠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一样怒视着他的高个子朋友。接着他补充道，“请原谅，坎特科特，我不是这个意思。不管怎么样，我一点证据都没有。法官是个诚实的人，他有我所没有的天赋。但我全心全意地相信汤姆。如果汤姆是有罪的，我同样全心全意地相信人民的判决。那些坏人注定会覆灭，即使有缓刑的机会，他们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望着眼前灰蒙蒙的街道。天已经很暗了，但在街灯和商店橱窗里煤油灯的照耀下，沉闷的街道还是露出了肮脏而熟悉的轮廓。漫长而又寒冷的人行道，街道两边丑陋的建筑，单调而无休止的人流，组成了千年不变的乏味景象。 修鞋匠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如此渺小，这样的想法像冷风一样刺痛了他。他看到了自己的人生，看到了亿万个几乎与他一样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就像在黑漆漆的海上漂浮的泡沫一样，不断膨胀，渐次破灭，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关心。 一个报童从街道上走过，他叫嚷着：“弓区的凶手准备受刑！” 修鞋匠猛地打了个寒战，视线徘徊在报童的身后，眼里再次充满了伤心的泪水。 “人民的判决，”他伤心地默念道，“我相信人民的判决，没什么可说的了。” “彼得，进来喝茶，这样下去会感冒的。”克劳夫人说。 丹齐尔转身进屋喝茶，彼得跟在了后面。 与此同时，在内政大臣家门口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庞大，每个人都希望能第一个听到缓刑的消息。 屋外有一道警察布置的封锁线，因而这里并没有发生暴动的危险。不过，不断从人群中传出怒吼和叫嚣声。一次甚至有一排石子从人群中掷出，齐齐地砸向窗户。报童们忙着叫卖着号外，记者们则紧握着传神的笔在人群中挤进挤出，准备一有“特缓”的消息就马上奔向最近的电报局。送电报的男孩则不断地给不幸的内政大臣送去来自全国各地的恐吓、请愿书和规劝。大臣在最后一次思索汗牛充栋的证据以及阅读大量来自“民间陪审团”寄来的希望澄清事实的信件时，努力地让自己紊乱的思绪平稳下来。早报上格罗德曼的信件给他非常大的震动，在他的科学分析下，用来定罪的间接证据链看上去像是彩色的纸板堆砌出来的。接着，可怜的大臣又拿出了法官的判决，这条证据链又好像成了板上钉钉的铁证。在他的耳际，门外如潮的人声仿佛和远方大海中汹涌的波涛声汇集在一起。那些下等人的叫骂越是尖利，他越是要小心地掌握生死的尺度。下班时间过了以后，聚在门外的人越来越多。已经站在死神门口的莫特莱克被许多人所共同爱戴，一种疯狂的反叛情绪在众人的胸口涌动。天色渐黑，寒气刺骨，绞刑架的阴影也仿佛越来越浓重了。 人们突然交头接耳地咕哝着什么，没人知道流传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大家只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有什么人到了。片刻之后人群的一角沸腾了，从那里传来一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欢呼的热潮沿街迅速传递开去。人群分开了——一辆马车从中疾驶而过。“格罗德曼！格罗德曼！”有人认出了马车上的乘客，开始呼喊起来。“格罗德曼万岁！”格罗德曼看上去非常平静，但眼里却闪烁着光芒。当马车像一叶轻舟般划过人群冲到大臣家门口的时候，他挥舞起手臂向民众致以问候。格罗德曼跳下车，门边的警官自觉地为他让出了一条路。他坚定地敲了下门，里面的人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了。一个男孩见势立即冲进门，递了份电报进去。格罗德曼也跟了进去，他报上姓名，坚持要为一件有关生死的大事面见内政大臣。靠近门的人们听到了他的话语，继而欢呼起来。大家好像是看到了好的征兆，气氛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当门在格罗德曼的身后被关上的时候，欢呼声依然在他耳边回响着。记者们拼命冲向前排，一群激动的工人围住了被警察扣留的马车，他们把马牵出了人群。十几个狂热分子在车轴间争夺着牵马的荣耀，大多数人则在焦急地等待着格罗德曼的出现。 十二 格罗德曼被领进了日理万机的大臣的书房。作为这场骚乱的领导人，格罗德曼也许是大臣所不能拒绝的会面人选吧。当他进门时，内政大臣的脸色如释重负般地亮了起来。在他的示意下，刚才被秘书带进来的最后那封电报又被带回了外间那个办公室。不用说，没有几封给大臣的信件可以真正到他手中。 “格罗德曼先生，我想你来这儿打扰我是有正当理由的，是吗？”内政大臣心情轻松地说。“这理由应当是关于莫特莱克的吧？” “是的，我有个最好的理由。” “请坐，继续说下去。” “恕我冒昧，但您注意过证据的科学性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内政大臣疑惑地问。问完话后还露出了一个沮丧的微笑。“我必须这样做。当然我和我的一些前任不同，我没有做罪案律师的经历。但我不会把你所说的证据称为科学，我只会把它作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阁下，请原谅我。这其实正是现代科学中最微妙和困难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关于科学的科学。由培根和缪勒建立的整套归纳逻辑学，不正是对证据的价值进行评判的尝试吗？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那些口口相传的证据确实是作案人留下的。作案人好似一个创造者（请允许我这样说）他在整个事件中运用了许多障眼法，但真正有科学头脑的人在探索这些秘密时，才不会被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所迷惑。粗俗的民众只能看到那些表面的东西，但具有洞察力的人才知道表层事物最具欺骗性。” “太有趣了，格罗德曼先生，但这——” “阁下，请听我把话说完。证据学是非常精细的，需要敏锐的观察和长期的实战训练。如果要透彻地了解人类的心理活动，一定要找那些没有一丁点儿先入为主思想的专家帮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实际上都不会和它的外观完全一致。对于常年埋头于研究室的教授来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对人性的复杂性和阴暗性有着深刻的认识。当把十二个这样的人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陪审团就组建成功了。当只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在法庭上时，我们就把他称为证人。证人对证据的描述（对事实的观察）被交给那些终其一生都不会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去评价。证人对证据的评论（对事实的判断）被交给那些可能只会熟练称重的小贩。他们没有能力干好任何一件事——不论是观察还是判断，他们的观察和判断完全被一些互不相连的假想给蒙蔽了。” “你这是在攻击法官的判决。” “这倒不尽然，我正准备以科学的态度接受它呢！一般来说，下判决时只会有两个选择，判断的天平大多会引导着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证据恰巧是一位像我这样的专家提供的，陪审团完全可以通过我的眼睛窥探出事件的真相。” 内政大臣不耐烦地跺着脚。 “我才不想听你这种抽象的理论呢，”他说，“你有没有得到什么确凿的新证据呢？” “阁下，每件事都需要追根究底。您认为有多少证据是彻底的、完全的、简单的、未加修饰的呢？正像一句老话说的那样‘事实，全部的事实，到头来只是事实而已’。” “应该有百分之五十的证据吧？”大臣的回答让格罗德曼有点哭笑不得。 “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不包括记忆造成的错误和天生的观察力缺陷——尽管也发生过在事隔几年之后的审判中，证人仍然能够准确地描述出事件的时间和经过这类奇事，不过这在法学史上也并不多见。阁下，我倒想问问您，您还记得上周一的晚饭吃的是什么吗？还记不记得上周二下午五点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除了生活刻板的人以外，我想任何人都做不到这点。除非目击的事实太令人难忘了。但事实上，最大的障碍是人们通常会犯先入为主的错误。阁下，您是否有过‘哦，我只见过他一次’这种感觉呢？通常我们第一次遇见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记清对方的模样，下次再见时对对方的印象就会被第一次的记忆所修饰和改变。我们的朋友在我们眼中的形象和他们在陌生人眼中的形象会一样吗？我们的房子、家具、烟斗在我们自己眼中和在外人眼中会一样吗？虽然说起别人来可能会头头是道，但母亲能看到孩子的缺点，热恋中的人能看到情人的短处吗？我们能不能像外人一样审视自己？不，没人能做到。习惯和先入为主的观念改变了一切。每一条被视作外部事实的东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我们的想象。眼睛有时会只看自己想看的东西，甚至是自己希望看到的东西。先生，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内政大臣点了点头，他开始对格罗德曼的话有些兴趣，不再像刚才那样不耐烦了。门外嘈杂的人声微弱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给您举个具体的例子吧。温普先生说当我在十二月四号撞开康斯坦特先生的卧室房门，看到门闩的锁环从门框上被扯开以后，我马上就认为是我自己撞开了锁环。我可以向您承认当时的情况确实就像他说的一样。这就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当时我以为自己‘看’到了，实际上却是‘推断’出来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您看见火把快速旋转变成圆环的时候，您一定不会认为它会持续旋转下去吧。这和魔术表演是一个道理。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那样，‘看见的并不一定是事实，但事实却经常会被我们看见。’说句无关的话，温普在门的事情上和以前一样犯了不可救药的错误。门确实是被严严实实地关上了。我同时也承认如果门闩事先就被破坏了，当我破门而入的时候，我也很有可能认为锁环是被我自己撞坏的。十二月四日以后，我从没想到过这种可能性，直到温普误打误撞发现了这点后我才略有所悟。如果像我这样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一个充分考虑过人类固有思想观念的观察者都会犯这种错误，那没有经验的观察者又能怎样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发现阿瑟·康斯坦特的时候他还活着吗？” “他当时的状态和您昨晚熟睡时一样。” 大臣不说话了，他努力地思考着，想搞明白当时的情势。外面的群众又开始欢呼起来，不过也许只是为了打发时间罢了。 “那么，他是什么时候被杀的呢？” “被我们发现后，他马上就遇害了。” “谁干的？” “请原谅我这么说，您提的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问题。在这点上，科学和常识是一致的。您用穷尽法就可以知道凶手不是我就是达普顿太太。” “你是不是想告诉我凶手就是——达普顿太太！” “可怜的达普顿太太。您怎么会把这样一个善良的妇人当作凶手？光凭这点您就不配做内政大臣！” “难道是你！” “亲爱的内政大臣，请您镇静一点。没什么可慌的了。那不过是项单纯的试验而已，我想尽量保持那种状态。” 外面的噪音越来越大：“为格罗德曼欢呼三声！加油，加油，加油！万岁！”声音隐约地传到了他们的耳中。 但面色苍白深受震动的大臣还是按下了手边的叫铃。他的内务秘书出现了，他克制住惊奇看着大臣极度不安的表情。 “谢谢您叫来了助理，”格罗德曼说，“我打算请您让他为我干点事。我想他应该会速记吧。” 大臣无声地点了点头。 “太好了。我想把接下来做的这份声明作为第二十五版《我所抓过的罪犯》附录部分的框架——就算是献给这部书的银婚纪念品吧。另外，今天我还打算聘用帮我润色其他部分章节内容的丹齐尔·坎特科特先生，继续担任这部分文章的文学修饰任务。我相信他会从文学的角度把公正体现出来，同样，我相信大臣您也会从法律的角度给我公平。我很确信坎特科特一定能使附录部分达到和其他章节一样的完美水准。” “坦普莱顿，”内政大臣轻声向手下说，“眼前的这个男人也许是疯了，为解决弓区谜案所做的努力也许迷乱了他的头脑。但尽管如此，”他大声补充道，“你最好还是把他所讲的内容速记下来。” “阁下，太感谢您了，”格罗德曼真心实意地说，“坦普莱顿先生，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世上的人都知道我从苏格兰场退休前做了哪些工作。坦普莱顿先生，我说话的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有点快？好吧，接下来我会说得慢一点。如果我不自觉地又把语速提了起来，请记得提醒我。我退休以后，猛然发现自己还是个单身汉，想结婚的话未免晚了点。我的时间太宽裕了。我为准备写《我所抓过的罪犯》一书又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当书出版以后，我发现每天除了发呆以外，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有点存款，投资也非常安全，需要我操心的事情一件都没有。我看不见未来，后悔自己为什么没有在工作中死去。像所有无所事事的老人一样，我生活在过去。我一遍遍地回忆自己以往的功绩，重读自己写的书。我脱离了实际追踪罪犯的刺激感，只能翻来覆去考虑过去的那些案件。当我从一个更真实的角度审视每一个具体案例的时候，逐渐发现罪犯实际上比小流氓更愚蠢。我所追踪的每一桩罪案，不管设计得如何精妙，最终看来只是又增加了一次软弱的失败而已。罪犯往往把痕迹和线索留得到处都是——破烂的边缘，粗糙的角落，罪犯的手段非常笨拙，全无艺术的完整性。我在这些粗陋的案件上所做出的功绩看似很伟大——普通人可能会对我如何能从一张简单的密码表上找到一个关键的字母而感到疑惑不解，但对于我来说这些东西就和它们所隐藏的罪案一样平淡无奇。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利用这一生积累下来的证据学经验，我觉得自己能够犯下不止一起，而是上千起不被人发现的案件。而那些真正的罪犯还在继续犯错，用同样过时的方式暴露出他们自己——没有创造性，没有冲劲，没有独创性，没有新意！想想看全英国竟然会有四万个人犯下相同的罪行！我思考了很长时间以后，逐渐产生了要犯下一桩能迷惑侦察方向的罪行的想法，我可以在脑海中设计出几百个这样的罪行，并通过想象如何去实施它们来自娱自乐。但这些手段真正能行得通吗？很明显如果要试验这些手段的话，唯一的实施者只可能是我。那么还剩下两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犯罪的对象和犯罪的方法。这就只能靠机缘来决定了。我渴望能够马上着手进行谋杀，首先是对付那些最困难的问题，我希望能让世界感到震惊和迷惑，特别是那些曾和我并肩作战的人们。外表上我显得非常平静，像往常一样与人交流。内心里却急于释放迫切行动的冲动感。我陶醉于自己的巧计之中，想象着要把它们用在我遇见的每个人身上。当我和朋友或熟人闲聊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怎样才能把对方杀掉而不留下一点线索。没有一个朋友或熟人是没有在我脑子里被杀过的。其中并没有政府官员——亲爱的内政大臣，这一点请您尽管放心，我并不打算搞秘密的、奥妙的、弱智的、不会被发现的谋杀。啊，我该如何向那些平庸的罪犯建议啊——他们只有二流的动机，疲乏的想象，平凡的手段，一点也不懂得克制和艺术感。” 人群又开始欢呼起来。这些不耐烦的观众也许认为没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内政大臣和莫特莱克辩护联合会主席会谈的时间越长，他不再固执的机会也就越大。看来大伙的偶像很快就会得救了，人们的喝彩中混杂着呼叫“格罗德曼”和“汤姆·莫特莱克”的吼声。 “死去的阿瑟·康斯坦特，”伟大的犯罪学家继续说了下去，“他来到这条街上，就住在我家的正对面。我们相识了——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一个绝佳的试验对象。我以前从没有对别的人产生过这样大的兴趣。当我们第一次相遇时，仿佛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我们彼此吸引。直觉告诉我这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喜欢听他充满激情地对我讲述兄弟情谊——我原以为和人讲兄弟情谊和对猩猩、蟒蛇、老虎讲也没有多大区别，他似乎也喜欢从自己肩负的繁忙而又专注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和我交流。这样一个宝贵的生命将被夺去真是可惜。但我别无选择。十二月三日晚九点四十五分他忽然出现在我家，在之前的庭讯和审判中我自然没有提到过这次来访。他来我家是为了偷偷地向我打听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孩的事情。他告诉我私下里他借了些钱给那女孩——女孩许诺会在方便的时候还上。他并不知道女孩要这些钱做什么，他记得曾经含糊地鼓励过女孩勇于放弃的行为，只能把这两件事牵强地联系在了一起。自那以后女孩就消失了，他一直为此感到不安。他没有告诉我这个女孩究竟是谁——阁下，当然现在您和我一样，都知道那个女孩的名字叫杰茜·戴蒙德，他只是一个劲地问我究竟怎样才能找到她。他提到莫特莱克第二天早晨会搭第一班列车去达文波特。我早就该把这两桩事实联系到一起组成一条线索了。当他向我絮絮叨叨地询问时，我一下子开窍了。康斯坦特当时已经被牙疼困扰了很久，在我关切的询问下，他告诉我因为牙疼，他每天睡得很少。所有这些条件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喜欢的一个犯罪场景。我用父辈的口吻向他提出了建议，我先是向他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寻找女孩的建议，然后让他保证会服下一粒安眠药，以便好好地休息一晚（第二天早上他还要面对艰苦的列车工人会议）。我给了他一粒装在小药瓶里的磺基苯酸。那是一种新药，可以延长睡眠而不影响消化，我自己也在用。他保证一定会服用这种药，临走前我还真诚地劝告他要给门上好闩，再把门锁上以堵住所有可能让冬夜寒风进入房间的孔隙。我告诫他要改掉那些随意对待自己身体的生活方式，他文雅地笑了一下，表示会按我叮嘱的去做。他确实也这样做了。第二天早上没有办法叫醒他的达普顿太太，我很确定会心慌意乱地大声喊叫‘杀人啦！’她就是那样的人。和查尔斯·布朗-哈兰德先生所说的一样，她习惯性地把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作事实，把推断当作亲眼所见的事。她习惯于把事情往坏的方向想，达普顿太太这个阶层的人都会做出和她一样的反应。她碰巧是一个极易受‘暗示’影响的极好的样本，但我能对几乎所有女性施以同样的影响。弓区谜案的关键就是女性的心理。这里唯一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达普顿太太会不会冲过街道请我去开门？女人在危急时刻总会找男人帮忙。我住得离她最近，而且明显是街上最权威的人，我认为她一定会来找我。” “假设她不来找你呢？”内政大臣忍不住提了个问题。 “那，谋杀自然就不会发生了。或许阿瑟·康斯坦特会自己醒过来，或许别的什么人破门而入后会发现他正在睡觉。没有任何损害，没有比这更明智的了。那天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觉。想到我将要犯下的惊天罪行，我就燃起了一股强烈的好奇心，迫切想知道温普究竟能不能看出犯罪手段。我还希望能了解杀人犯的心情，我一生都在和他们接触，却没有享受过他们内心深处的极度喜悦——我甚至害怕自己会睡得太死以致听不见达普顿太太的敲门声。那晚我心里老是想着这些事，根本没有好好地休息。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计划着谋杀康斯坦特的每步细节。时间缓慢而又痛苦地过去了，透过雾气我终于看见了黎明的晨光。我被种种可能性折磨得厉害。最终的结果会让我失望吗？后来我终于听见了盼望已久的声音——由远及近传来女人‘杀人啦’的叫喊声。达普顿太太敲门的声音至今还回响在我的耳边。当时我就起了个念头：‘过去把他杀了！是时候了！’我戴着睡帽，把头伸出窗口，让她等着我。然后匆匆穿上衣服，拿上剃须刀，跟达普顿太太一起穿过马路到了对面的十一号。当我冲开卧室的房门时，阿瑟·康斯坦特睡得正熟，头部枕在双手上。此时我大声喊道，‘哦，天哪’，好像看到了一副可怕的景象。一片血雾顿时在达普顿太太眼前蔓延开来。她蜷缩起身体，向后退了几步，刹那间（我凭直觉感到而不是确实看见）遮住了眼睛以避开可怕的场景。就在那一瞬间我精确地、科学地挥刀切了下去——这一刀切得又深又快，当我拔出剃刀时上面竟没有带上一颗血珠。接着达普顿太太就从手指的缝隙间朦胧地看见一股血流从康斯坦特的喉咙口流出。我马上拿出一块手绢遮住了垂死者的脸庞以免达普顿太太发现他脸皮的抽搐。但正像医学结论上所说的那样，死亡是瞬间发生的。我顺势又把剃刀和空的磺基苯酸药瓶放进了口袋。在一个像达普顿太太这样的人面前，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我诱导她把我的注意力投向关死了的两扇窗户。有些傻瓜一直认为证据里有一处漏洞，因为随后到来的警察只发现有一扇窗是关好的。他们忘了我在向街上的人寻求帮助以后，并没有锁上被我打开的那扇窗。自然而然地，我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向外界寻求帮助。在这段时间里我试图平复达普顿太太的情绪，并像老手一样装模作样地记着笔记。我的目的就是要争取时间。虽然现场并没有什么令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但我还是希望在别人到来以前，尸体可以冰冷僵硬到一定的程度。如你所见，医学证据是无法把死亡时间精确到一两小时以内的。我坦率地向后来者说明谋杀看来是刚刚发生的，这打消了人们的一切疑虑。甚至连罗宾逊医生在判断死亡时间的时候，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死亡肯定发生在我出现在犯罪现场之前的某个时刻。（坦普莱顿先生，请在这里打个问号。） “在撇开达普顿太太之前，我还想对其中一点多说一句。阁下，既然之前您对我那番科学的言论都听得那么认真，我相信您一定不会拒绝听这最后一点内容。您一定还记得达普顿太太那天早上多睡了半个小时吧，很多人认为这半小时在事件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而恰巧这点（就和无辜的被认为负有极大责任的迷雾一样）是意外发生的，全然与整个事件无关。在所有的归纳逻辑中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某个事件中只有一些现象是重要的，而且偶然地相互关联着；而另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是和事件完全无关的现象。但因为对证据的调查停留在一个非常浅显的层次，警察只能对所有的证据给予相同的重视，并千方百计地把每一条证据都串到证据链上。新手总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解释清楚，但达普顿太太多睡了半个小时这件事和那天清晨的大雾却都是偶然。事件中总会有这样那样无关的细节，真正的猎手自然会允许它们的存在。我甚至也没想到这一切意外的情况会把莫特莱克先生牵扯进来。另外我的女佣珍妮，她在十二月三日那晚提前了十几分钟离开，因此她并不知道康斯坦特先生的来访，这同样是一个与事件有关的意外情况。实际上，正像艺术家和编辑的成功在于他们知道该省略什么地方一样，科学的犯罪调查者应当知道该省略哪些细节。简而言之，解释所有的细节未免太多了点。而太多显然比太少要糟糕。 “再回到我的试验上，成功超出了我之前最疯狂的想象。没人发现哪怕是一丝的真相。难以解决的弓区之谜愚弄了欧洲乃至全世界最精明的头脑。一个活生生的人竟然在一间无法进出的房间里被成功地谋杀了，这实在是太神奇了。我的继任者，令人敬畏的温普先生得出了自杀的结论。照这样下去，这个案子一定会沉睡到我死去——除非他肯借助我的天才智慧。我尝试着置身于事件之外，用旁观者或一个老侦探的角度来审视这桩罪行。我发现这个案子简直做得太完美了，探究者只能得出一个极端简单的答案。案件的每一个部分在我看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如果让我做侦探的话，我首先会怀疑我自己，当然还要加上达普顿太太，总之犯罪者一定在首先进入房间的人中间。我立即给《大千世界》写了封信暗示这一点（信是我用左手书写的，并自称为‘一个用脑子冷静分析问题的人’）。通过把自己和达普顿太太联系在一起，我使人们很难把一起进入房间的两个人割裂开来。把半数事实抛在世人的面前是掩盖事实真相的最好办法。这封匿名信引出了我第二天在报上以真名发表的反驳信。在这封看似因别人引起的长信中，我拿出一些新的证据以反驳自杀的说法。我对没有结论的裁决感到厌烦，希望有人能把我这个犯人给找出来。我比较喜欢被人追猎。 “温普在我那封信的刺激下又重新投入了调查，但不幸的是一路上他竟然不断犯错，由一系列我既无法预知又无法想象的巧合相配合，竟会让世人认为他所说的全都正确。莫特莱克因此被逮捕，后来又被定了罪。温普这下子出名了，这可真让人受不了。我费了这么大的工夫却在他的头顶上增加了几轮光环，原本我还打算好好地出出他的洋相呢！无辜人受难本来就够糟的了，而温普通过这件案子还提高了他并不配得到的声誉，并由此超出了他所有的前任，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祈求天地间的神灵推翻那愚蠢的判决，救出被囚者；我向大家揭示出证据的薄弱；我甚至还发动大伙帮我去找那个失踪的女孩；我最后还煽动工友来向您请愿。但令人失望的是，所有的一切都以失败告终。现在我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牌了，我不能容忍自负的温普作为谜案的解决者而被后人所传颂，我发觉被定罪的人同样可以通过自白来享誉天下。这就是我今晚来自首的原因，不然莫特莱克就没救了。” “这就是原因？”内政大臣怀疑地问。 “这是唯一的原因。” 当他说话的时候，一阵更为低沉的声浪响彻书房。 “缓刑！加油！加油！”整条街像是地震了一般，格罗德曼和莫特莱克的名字在半空中回荡。“缓刑！缓刑！”接着窗户前就开始响起称颂大臣的欢呼声，甚至在这如潮的呼声中还能听见报童的叫卖声，“莫特莱克被释放了！莫特莱克被释放了！” 格罗德曼惊奇地向街上望去。“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喃喃地问。 “这些晚报总会做出些令人吃惊的事来，”大臣冷冷地说，“我想他们早就把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都印出来了，”说着他转身面对着秘书。 “坦普莱顿，你是不是把格罗德曼先生的自白都给记下了？” “每个字都记下了。” “你现在可以把格罗德曼先生进屋时来的那封电报带进来了。” 坦普莱顿回到外面的房间，把格罗德曼进屋时放在大臣写字台上的电报带了进来。内政大臣静静地把信递给了来访者。这封电报是墨尔本地方警长发来的，电报上说杰茜·戴蒙德刚乘一艘渡轮到了那里，她对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目前她已经踏上了返程的旅途，临行前发表了一份完全支持辩方的声明。 “在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前，”内政大臣看着格罗德曼死灰般的脸色，冷酷地说，“我决定对犯人施以缓刑。当你进门时，我正打算让坦普莱顿派个信使到纽盖特监狱给监狱长送信。温普先生的推断不需要你的帮助也能被击碎。你所犯下的没有被温普发现的罪行同样会损害他的名誉。” 突如其来的一声爆炸声震动了房间，和屋外的呼声混杂在一起。格罗德曼朝自己开了一枪（非常科学地）正中心脏。他倒在内政大臣的脚边，一动不动。 站在马车车轴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工友们帮忙抬起了担架。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八零电子书(txt80.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